刘国恩：可能冷酷，但国家医保目录应评估一个药物对生命的成本效益
2021/03/30
“当时面临的压力很大。”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3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CEO）第56期”上说。
回顾2020年所参与的国家医保局基本药物目录调整的工作，刘国恩表示,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这么多需求层面上，做一个选项的话，我觉得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成本效应。”
从国家统计局2015年-2020年的微观数据来看，六年中，只有两项消费结构是持续上升的，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医疗保健。
“因而有理由假定，健康消费弹性可能进一步超越其他消费项目。”刘国恩说。
五年前，也就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健康中国2030》被确定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十四五”开局之年，又再次重申了关于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几个要点，包括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康运动。第二是发展健康服务消费，鼓励企业创新，便利新产品市场的准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治。然后是深化疾病预防防控体系改革，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最后一点是支持社会办医，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发展。
就我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些措施都能够顺利的落实，这将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正处在新冠疫情时期，从过去一年到今年几个月的观察来看，《健康中国》确实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列了三个亮点供大家参考。
全球确诊病例达到了1.21亿，死亡267万人。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1月以来全球新冠感染人数的总趋势一直在持续下跌。
疫苗接种，如果算第一剂接种的人来看，全球已经达到了2.31亿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97%。当然接种疫苗和新冠感染率持续下降，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思考疫苗干预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大概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或者说三大可能。
一是它起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但是有待科学研究证实。二是中性作用，就是既没有发生大的积极作用，也没有发生负面作用。中性是因为时间太短。三就是负向作用，有一些科学家提出如果对新冠病毒在目前这个阶段进行这么快速的大面积的人为干预，会不会导致所谓的病毒免疫逃逸呢？就像抗生素打多了，打过度以后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从而使得人类未来再用抗生素应对传染性的疾病就越来越没有效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争议性的问题，从科学层面和政治层面都有争议。
全球的经济在去年是-3.2%，预计今年是5.5%，中国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好的，去年估计会在2.3%，
今年预计8.1%。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靠什么呢？
中国政府提出了双循环增长模式，其主要的机制就是所谓的需求拉动供给，供给促进需求，其核心还是凸显了需求，既是增长机制的起点，也是这个增长机制的落脚点。
在需求潜能方面，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目前的需求结构来看居民消费非常重要。
从方式来看，线上消费本身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趋势，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人们又增大了线上消费的力度。估计这种力量不会在短期有所减弱。
从结构上来看，健康导向的消费与疾病模式的转型升级在人类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它的消费弹性都是所有家庭消费弹性里面最高的，高达1.5-1.6。如果基于目前这个状况，我们有理由假定，健康消费弹性可能进一步超越其他消费项目。
所以健康中国这个战略是恰逢其时，如果能够有效推进，它应该是助推中国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
最后，中国的消费结构里，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从理论上看应该是越来越大，它有没有微观基础呢？
事实上大家如果对微观经济学感兴趣，可以把国家统计局2015年-2020年的微观数据拿出来看看,在八项消费里，
2015年—2020年这六年当中，只有两项消费结构是持续上升的，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医疗保健。
而住房高，它既是消费又是投资。所以如果抛开住房，就只有一个单项从纯消费的角度来就是医疗，它和世界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发展规律是高度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健康导向的市场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又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机遇刚才说了，双循环模式必须对内需增长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从总需求当下的结构来看，提高居民消费应该是中国内需更为经济有效良性增长的关键。前面已经论述了，其中大健康服务是起核心推动力量，这是机遇。
挑战在哪儿呢？就是健康服务的基本属性对人力要素的投入具有相对高的依赖性，因此伴随不断增加的健康服务业，宏观经济生产率的下行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根据发达国家的统计，中国2018年以来的数据，医疗服务的大幅通胀既是长期趋势也是短期趋势，美国20年以来只有医疗服务是最高的一项通胀的项目，要么来自于需求，要么来自于供给侧成本的变化。那如果医疗服务的大幅通胀，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它与医疗服务依赖人力要素积累的推动及增长，是不无关系的。
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提升要素生产率，比如说我们更好的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开放竞争，使得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支付手段改革等等。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未来需要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一大重点。
林老师（林毅夫）在今天的主旨发言里面说到，他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预期，他看好。我其实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取决于我们的增长是靠要素的积累推动，还是靠生产力的提升。
问答1
如果回头20年以后看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国恩：
这个问题让我们穿越时空来想象。如果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看2003年，SARS发生之后，政府投入了巨资，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直报硬件系统。在中国过去没有过，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没有这么完善的硬件系统。
但是在去年的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回头来看各个方面都在互相找理由，也就是说这个直报系统本身没有发挥它应该的作用，为什么呢？我个人的浅见是有硬件的建设固然不错，但是如果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没有达到一个高度，那硬件就会失去它本该应有的价值。
而2003年的SARS来得快，去得快，那时候我也是刚刚回到中国任教。这次可不是这么回事，从疫情暴发至今，已经过去一整年，现在来看要想能够全球解禁自由流动，我觉得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人们抱了很大的期望。因此20年后回头来看，我觉得如果70亿人有记忆的话，包括中国14亿人口，这次的记忆显然要比2003年深刻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人们开始在记忆上、在思维上高度的重视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很快的传播。因为在若干年前，包括中国都说我们已经经历了或者完成了所谓的疾病转型，就是说过去我们主要是传染性疾病威胁到人类的生命，但随着收入的提高，逐渐从传染性疾病转向非传染性疾病，像肿瘤等。我们这个转型非常大、非常彻底，但是这次来看我觉得要重新审视随着经济增长，人类疾病转型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如果我们记忆好一点，这一次非常的深刻。那我想20年后再来回头看新冠对人类经济、社会，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应该要比2003年全面深刻很多。
我希望我们的认识能够提高一些。这是我自己穿越时空来想的，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是如此。
问答2
人们对健康生命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怎么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做好优化配置，比如有限的药品耗材能精准地用在一个病人身上。
刘国恩：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明白的。争议其实也很大，事实上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卫生服务资源，如何在临床上配置到最合理的、最需要的人群去，像美国的医疗卫生资源以市场规模来看，已经逼近GDP的20%，即使在美国也面临着我们得了疾病以后哪些需要是医疗保险涵盖的，哪些是穷人医疗保险涵盖的。中国，我们2019年的数据是接近GDP的6.5%左右，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你刚刚谈到的有限的资源怎么去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追求的需要，说老实话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2020年我参加了国家医保局基本药物目录调整的工作，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的压力很大。你得确定，就这么大个盘子，哪些药进来，哪些药不进来，报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艰辛。
如果一定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这么多需求层面上，做一个选项的话，我觉得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成本效应，不得不拿来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评估一个药物使用到某种疾病上，给他带来的生命数量的提升或者生命质量的提高，换算成投入的费用，这个关系应该成为我们判断药物、技术等，能否进入到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太冷酷了，算了一个账就把我们的生命不当回事。但事实上，如果把有限资源投入到一个本身生命就很短暂，质量提升也不会太高的对象，也就意味着不如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的需求，所体现的价值更大。比如用于改善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健康，从长远来看生命的质量和价值更高。
我们不得不做选项，我认为经济学成本效益的原则，应该还是我们重点考虑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