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之宝，面对疾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句话对吗？对于个人而言，完全正确，但以经济学的视角看呢？”在2024年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刘国恩以“经济学与医学教育”为题作演讲，并提出了这一疑问。

刘国恩，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曾多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谈判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刘国恩曾做过一年半的“赤脚医生”，改革开放后，他作为第一批大学生先后学习数学、经济学，随后深耕卫生经济学领域三十余年。

采访中，刘国恩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经济学在医学教育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当前医学界与经济学界之间还有一些短板和差距，有待更紧密地结合。”

回溯2021年的医保谈判，一款治疗罕见性儿童疾病的药品——诺西那生钠，在谈判中由70万元一针被砍到3.3万元一针。刘国恩说：“3.3万元不是拍脑门得出来的，我们要考虑它给患者带来的收益。”诺西那生钠第一年要用六支，费用接近20万元，远超当前我国的人均收入。考虑到疾病罕见以及要照顾儿童，支付标准才得以大幅提高，但其仍然是有科学依据的、靠谱的推荐治疗标准。

“如果一个人救治生命的代价只由自己承担，而不对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那他当然要砸锅卖铁去救治。但是，我们有父母，有伴侣和孩子。而在国家医保每年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个人用的多了，其他人可以用的就少了，即经济学讲的外部性，不惜任何代价的救治就不一定明智了。”因此，刘国恩认为，只要存在外部性，运用卫生经济学对生命定价、评估不仅重要，也是更好践行生命至上的行为。

在药物经济学里，大多数国家都在参考世卫组织不成文的标准：当一个新的医学技术应用到患者身上，如果能提高一年有品质的生命，且它的价格不超过该国家人均GDP的3倍，那么这个医学技术药品就值得购买和支付。

刘国恩指出，我国目前支付标准大概在七八万元，不超过人均GDP的1倍，随着支付能力的提高，标准也会随之提高。对患者所需的医学技术进行经济学定价，并不是在否定生命无价，而是更好地尊重生命的价值。因为，这不仅是在考虑某一个人的生命，更是在考虑同呼吸、共命运的社会成员的生命。

在传统观念里，医疗卫生总是意味着支出、消费。刘国恩说，根据迈克尔·格罗斯曼理论，健康本身既具有消费品属性，也具有投资属性。具体而言，人们享受和渴望健康的身体，这是健康的消费属性。同时，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生产活动进行不下去，因此，健康也是投资品。

根据《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为7.0%，OECD国家在2010年后超过了10%，而美国的比重直奔20%，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增速都超过了同期GDP增速。刘国恩解释，这样的现象有其必然性，主要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人类的行为不总是完全理性，并不会因为健康产出的边际报酬递减，就减少对生命健康的持续投入，因为医疗健康是人类终极的追求。

边际报酬递减直接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会对健康进行时间、行为的投入，当一个人的健康状态不好时，稍微投入一点，健康回报就会非常显著。”刘国恩分析，“如果继续投入，健康回报开始递减，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假设我们的身体处于非常完美的状态，去医院不仅没有回报，还可能被传染疾病、耽搁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很多老年患者的基础病较多，处方药物复杂。众所周知，让老年患者按时按量并遵医嘱吃药，是令很多医生、患者家属都头疼的难题。

刘国恩举例，现在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如果老年患者做到按时按量遵医嘱吃药，我们事后给予100元的奖励；第二种，我们设定一个共管账户，事先放入100元，如果老年患者做到了按时按量遵医嘱吃药，共管账户就放行；否则就收回本可以获得的100元，“煮熟的鸭子飞了”。哪一种方法效果更好呢？

对此，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后者的激励作用远比前者更好，因为患者会觉得：“这是我的钱，我不愿意丢失”，因而会做出更好依从性的反应。在临床诊疗中如果能更好应用行为经济学，可以通过把握患者决策的心理，提高患者对后续诊疗的依从性，达到更好的诊疗效果，也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行为对其健康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Grossman的健康生产函数提出了四个影响健康的因素：医学手段、环境条件、遗传基因、个人行为。医学界对此达成的高度共识是：个人行为对健康的影响达到了50％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健康公式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健康=""15%遗传+10%社会因素+8%医疗+7%气候因素+60%生活方式。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理念有着同样的科学支撑。刘国恩表示，我们可以将行为经济学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医学中，成为医学教育、临床诊疗中的“新动力”。

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