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 ，北京论坛（2020）全球健康发展分论坛：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健康与人类发展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庆典，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 以下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在北京论坛2020全球健康发展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非常荣幸受邀参与此次论坛，与在全球健康领域有深刻影响的著名学者，如曹文凯、杰弗里·萨克斯，还有很多卓越的学者一起参与此次盛会。我也非常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与中国学者对话。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中国能够主持和举办这样的交流盛会意义非凡。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故事，这是在近几年才曝光的。1985年，美国里根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在当时这两个国家之间非常对立。有一点快要把幕僚们逼疯了：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在翻译的陪同下到日内瓦湖边散步。在两位总统的谈话中，里根总统的脸书突然浮现一丝微笑（至少故事是这样说的），他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我们被外星人攻击，你会去帮助我们进行防御吗？戈尔巴乔夫微笑地回道：当然了，我会的。然后他反问里根总统，如果苏联被外星人攻击，你也会帮助我们一起抗击外星人吗？冷战斗士里根总统说：当然了，我一定会去到苏联帮助你去抗击外星人。他们达成了一致，在这样的情境下两国会携手共同抗击共同的敌人。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外太空的入侵是幻想和虚构的东西。 但是，在地球上微生物对我们人类身体的入侵是真实的存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一起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威胁，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大流行病，新冠是对我们人类的共同威胁，超越了国际边界，超越了政治体系，超越了种族，超越任何人类之间的界限，就如外星生物入侵我们地球的假设是一样的道理。
这不光是提醒我们：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威胁，而更需要协同应对。如果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教训，那就是面对这样的大流病的威胁，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遏制才能解决问题。
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不存在一个长期的或永久的隔离墙，来阻止新冠这样的疫情。我们现在面对着巨大的挑战，急需国际间紧密合作，毫无疑问，任务非常之艰巨。
几个月前，我和大卫·卡特勒一起计算了新冠疫情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测算的经济损失是16万亿美金。如果这个测算大体正确的话，就意味着新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75-80万亿美金，这比美国战争的成本还要可观。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损失比美国过去75年的军事冲突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这些经济成本的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可与未来50年的气候变化的成本相比。最新的科学研究提出，那些新冠病患幸存者的后遗症的成本与新冠死亡人员的成本相当。 上周的事件提醒我们，这种疾病的传播的规模越大、传播的时间越长，所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最大的风险是病毒的变种更致命，或传染性更强，或两者皆有之。
我认为，面对大流病的威胁，没有比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所设想的那种紧密合作更为负责任，或更道德的做法了。
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要说。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在政府一级进行紧密的全球合作。还没有在经济，或卫生领域召开一次像2009年3月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国际会议，也没有像在里约、哥本哈根、巴黎或其他地方就应对气候变化一样走到一起。全球共同抗疫的协作力量相对于本国单独的努力来说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我相信，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一个成功、有效、强有力的全球协作来应对大流行病的威胁，那么没有比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合作更可依赖的了。就像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当年所对话的那样，当面对人类健康的共同威胁，我们要搁置分歧，携起手来应对危机。
我相信这两个问题在近年的历史上，25年，50年，甚至250年，将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何？相信这次论坛的其他专家将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我在这里建议以下三个重要原则：
第一，提供足够的资金，确保人们能快速接种疫苗，保障全球免疫。我建议这样的全球免疫可以在2022年末达成。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像手机这样的产品可以做到人手一个，那么全球经济体系也可以帮助疫苗普及全球。这并不是富国对穷过的一种慈善行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国家自身利益的前线行动，我们需要防止病毒变异，甚至是出现更危险，更致命的变异。
第二，全球各个国家要共同致力于重建发展中国家和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融合。多年以来，可以说自从二战之后，这个世界处于贫富分化的状态，富裕的国家经济增长超过贫困的国家，造成了更多的全球不平等。但是，在过去的40年间分裂的趋势逐渐被融合的趋势所取代。当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上课的内容和我70年代在大学里学的知识非常不一样，那时认为：在20世纪末的确存在一种全球饥荒的可能会发生在亚洲。这个融合的过程不是理所当然的，但确实从中国开始，中国的起飞给人类社会带来令人瞩目的成果和收益。
出生在当今世界的儿童，死于5岁之前的可能性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降低了50%。迪恩·杰米森和我在不久前推测，从全球范围来看，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儿童死亡率可能会达到我小时候美国的水平。这样的成就实在了不起。但是如果这样一种融合的趋势被打破，回到过去的分裂化趋势的话，我们的成果很可能毁于一旦。
我们能做什么呢？广义来讲，必须大大加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流动。这是一项涉及开放市场和保持市场开放的任务，这是一项应该让国际金融机构在更广的范围内参与的任务，这是一项必须支持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债务不堪重负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增长更有韧性，能抵抗相应的威胁，并获得人类都所希望的未来。但是，当前趋势并不乐观。
第三，要建立有效的能力和机制，以应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全球大流病。随机进化是大流行病毒的特性，且其病毒不能独立自身繁殖。不同病毒和微生物带来的威胁，这方面的问题会有专家进行更好的阐述。我坚信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威胁会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再次降临。像这样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威胁，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只会更加严峻。也许在过去的20年间，可能有多次几乎出现这样大危机的时刻，只是我们很幸运的错过了。
所以国际投资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人口监控、数据分享，各种防护设备储备及快速生产，以及疫苗的研发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们能够像以往一样迅速地生产出疫苗是一个奇迹。但是下次我们是否还能再快？
这需要国际性的合作，要求政治家做出艰难的投资决策，特别是当威胁是潜在的，尚未形成的时候。当已意识到威胁的来临，有受害者在我们面前，动员政治力量的帮助会容易得多。但是，先行准备的回报是很高的，下次我们再遇新冠疫情，反应速度会加快几个星期，或者更快。
因而，作为一个在重要的中国论坛上发言的美国人，我要向你们传达的信息是，疫情是可以战胜的。因为我们这代人，内心充满着各种合理的关切，能够凝聚全球合作的精神。历史将会见证，没有什么比中美合作应对这一挑战更重要的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