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 ，北京论坛（2020）分论坛：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健康与人类发展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庆典，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如下克里斯托弗·默里的致辞。

首先，我向北京大学致以祝贺，祝贺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成立。就如之前发言嘉宾提到的一样，我们对研究院寄予厚望。

我在此想与各位分享新冠疫情对未来全球健康影响的五点观察。

第一点，国际社会对于大流病准备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与其合作伙伴所进行的外部评估的分值并不能体现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管理水平。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分值与随后的新冠死亡率之间没有关联。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在反思JAE 程序及评分的问题，以及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与疫情的弱相关性，因而，应对大流病相应的准备，包括两种监控规则的内容要重新考量。

第二点，人们越来越关注大流病对非传染性疾病增加的风险，比如说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等。因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些慢病不能被很好的管理，这些慢性病人群就会成为高风险的人群。其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在近两年要加强研讨的是，帮助各国更好的管理慢病风险，特别是对大流病的临床易感人群，以应对大流病再次来临。

第三点，非传染性疾病风险是新冠疫情传播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一个国家的新冠疫情传染度及死亡率，在高风险人群中非常之高。这也显示出不平等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西班牙裔人群的死亡率相比于非西班牙裔白人会低一些。但是在新冠面前西班牙裔的死亡率却高出三倍。还有黑人人群的相对死亡风险也是三倍，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黑人人群的死亡率较高。也就是说，在新冠疫情下他们的风险更高。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重新关注、理解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思考能够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政策策略。

第四点，在世界范围内，像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将对疫情的防控起到重要作用，其研究包括政府及个人在应对疫情的举措与行为。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当疫情发生时，政府及早的行动是防控死亡和传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或疫情在社区广泛传播，就目前而言最必要的手段就是政府强制的隔离指令，这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是非常不同的。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对定量的政治学分析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原因，我期待有更多关于政府指令与控制疫情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

同样，我们已经看到个人行为反应的巨大差异。一些地区，人们会佩戴口罩并且遵循社交距离，而另一些地区却不然。即便有大规模的规范执行，但确实有一些人的行为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人类行为学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比如，对于打疫苗，在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种族人们的反应都是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也是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之间我们讨论的中心。

第五点是数据。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很少想到的是私营机构所能提供的数据剧增。比如针对传播的模式，我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营机构的数据的收集，而不是政府。数据非常有用，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移动数据，可以通过定位的信息获得数据集，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甚至可以第二天就知道有多少人去了一个宗教仪式，多少人去过这个餐馆，那个酒吧，以及百货商场等，24小时的延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再加上脸书每周对全球200万人进行调查，为口罩佩戴、应对新冠疫情的行为、疫苗接种意愿等提供了主要数据来源。

也就是说，在全球数据收集方面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局面，私营部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也会有很多问题会从中产生。我相信，当人们了解到你可以公开购买一个数据集，可以通过跟踪手机或智能手机获得更多细节信息时，在隐私方面会有反弹和争议。但我认为，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通过私营部门收集公共卫生监督或其他相关数据的讨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在我们的模型中，随着疫苗规模的扩大和季节性的变化，北半球的大规模流行病可能会在北半球夏季达到非常低的水平，不太可能出现第三波。在世界其他地区还尚待探究。但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我们应更好地为未来做好准备，以应对像经济低迷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

再次感谢，庆祝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