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2日，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论坛2021：低碳经济转型中的人类健康与医药创新”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成功举办。如下是美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文凯（Victor Dzau）院士在后疫情时代的健康发展部分做的主旨发言。
我们这部分要讨论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健康发展。要讨论这个主题，就要讨论我们在新冠疫情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COVID19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依然摧毁着我们的世界。要结束这场流行病并为未来做好准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我们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第二是基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来讨论，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
从新冠爆发以来，已经有将近2年时间了，世界仍在遭受其毁灭性影响。新冠病毒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扰乱了我们的社区。因此，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我们学到了什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在2020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的爆发暴露了各国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的不足，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的准备是不充分的，因此我们经历了这种应对新冠的集体性失败带来的损失。
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一个微小冲击都有可能变成各地的巨灾。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健康范畴，波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教育、就业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阻滞。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当前应急准备措施还没有预测能力，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整合性的公共卫生应急框架，而不仅仅是各国措施的一个简单加总。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大流行防范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进一步分裂。
我们在疫情应急防范措施上的欠缺主要是哪些方面呢？我是二十国集团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融资高级别独立小组（G20 High Level Independent Panel，简称HLIP）的顾问和秘书长。HLIP独立小组指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具有成为全球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我们目前还缺乏对其进行识别、监测的能力。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监测工具，是用来监测已知的流行病和现存的流感和病原体的，但是当前需要的是能够在大流行和全球传播前就监测到具有大流行可能的病原体。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盘的、“同一健康”的工具来实施人类、动物界和环境的跨领域监测，且能够发现、监测到现存的能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病原体。
第二，当前各国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这也说明各国还没有能够快速响应和应对大流行病的体系。因此加强医疗系统建设是对大流行进行快速响应和准备的至关重要的基础。
第三，全球的研发体系、生态系统在极大程度上存在地域分割和碎片化的现象。因此，需要在测试、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全流程上建立一个顺畅和快速反应的体系机制。
第四，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政府的应对机制的薄弱，因此未来还需要在政府治理结构方面进行完善。此外，也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支持针对大流行疾病的应急准备和快速响应所需资金的可持续的融资系统。
在以上几点之上，我们学习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中，从公共卫生监测到大流行病的防范，科学渗透在各个领域。前所未有的疫苗研发速度充分显现了科学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科学在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给我们上的另外一课就是真实准确的信息在公共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对真实信息的渴求、对政府缺乏公信力的世界中，误导性信息和信息不公开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我们也学习到从人与社会的维度应对疫情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决策者基于科学证据，以保护民众为出发点进行决策。从全球公共卫生的视角来看，引入公民参与，互相提醒和互相保护，对于疫情应对也是非常重要的。
哈佛大学的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做了一项研究，她考察了23个国家，无论它们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她研究了大流病防范和应对的众多因素，包括最为常见的共通因素、预测指标、社会凝聚力，以及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等。
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检测以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方面的不公平、不均衡。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在这些方面有巨大的差距，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我们也能够看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不平等，特别是在美国。
从全球来看，此次应对新冠疫情总体上是反应迟缓且缺乏战略协同性。事实上，大多是各自独立行动；而承担全球的协调者这一角色的世界卫生组织，由于缺乏资金，且面临政治上的障碍，使其角色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正如我前面所指出，全球的研发体系是非常碎片化的。问题就在于每个国家都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只保护各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为推动诊疗手段和疫苗的加速研发、生产和平等可及，我们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例如“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ACT加速计划）的建立。我是“ACT加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这一计划引入了多个主要的国际健康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 , 新型创新诊断基金会（FIND）、 维康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盖茨基金（BMGF）等。
ACT加速计划设定了非常高的目标，包括将在2021年底派发20亿试剂，在2021年中期实现5亿份检测和2.45亿份治疗。但很遗憾的是，这些目标目前并未达成；截至12月，仅有7亿试剂被派发到144个国家。我们面临着检测试剂的可获得性、氧气设备供应不足以及融资不够等问题，从现在到2022年中期还有将近234亿美元资金的缺口。
让所有国家都以双边合作的方式参与进来是有难度的。疫苗、诊断和治疗的实施也是困难重重。虽然疫苗的开发速度出人意料，但全球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截止到今年12月20日，全球56.9%的人口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但是在低收入国家只有7.6%的人完成了一剂疫苗接种。从疫苗生产、分销等每个阶段都存在着巨大的全球不平等。早期，高收入国家优先保障自己的国民的疫苗安全，采购大量疫苗。在制造业方面存在生产集中，且限制出口（如印度），没有生产能力的贫穷国家无法获得疫苗。在许多尚未准备好的国家，海外分销是一个大问题。基础设施、劳动力等方面的不足，使得疫苗的分发速度极为缓慢，同时也有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和犹豫不决。
许多团体都做了非常重要的报告，包括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PMB）、G7国际流行病防范伙伴关系、泛欧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两份报告，出自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IPPR)和G20高级别独立小组。
未来，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以及全球层面进行策略的制定和协调。我们需要国家和全球一级的战略和协调。目前世界卫生大会正在制定一项流行病公约，以便研究各国有更好的防备治理结构。
总体来说，我们必须要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也必须加强医疗体系的建设以及公共卫生健康的监测。G7国家和CEPI制定了100天的加速计划，涵盖了从疫情爆发到获得疫苗、诊断设备和诊疗方法。我们需要设备制造体系、可持续的融资、国家间的多边合作，以及有G20高级别专家组的独立的一致的科学建议。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负责任的领导力和公民意识。
以上就是我们从这次新冠疫情中学习到的，我们必须实施这些总结出来的建议，以保证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新冠疫情只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气候变化是公共卫生健康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为气候变化和它对健康的影响做出准备。实际上全球每一年有2千万死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疾病，由于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死亡是700万。我们还面临着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清洁水源的短缺和食物供应不足每年导致50万儿童的死亡。气候变化引起了疾病谱的诸多改变，新冠疫情的爆发就是其中之一。
气候变化会影响每个人，但并非平等。就像 COVID-19 一样，最弱势、最贫困的低收入国家，以及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由于气候变化，有一些人成为气候难民。 自 2008 年以来，每年有 2150 万人因与气候有关的突发灾害而流离失所。 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43亿。正如世卫组织预测的那样，到 2030 年，将有超过 1 亿人因气候变化而被迫陷入极端贫困。 仅在 2019 年，低收入国家就有 1.4 亿 5 岁以下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此外，每年有超过 50 万儿童因降雨模式的变化而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而死亡。
流病传播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使得蚊子等媒介得以大量繁殖，并进一步向北传播。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森林砍伐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积累。气候变化降低农业生产力（例如作物产量），迫使人类更多砍伐森林以增加农业，这消除了人类与携带疾病的动物之间的自然缓冲，导致人畜共患病的频率增加。气候变化引起的气温上升和其他影响迫使动物迁移到新的栖息地，这往往使能够传播疾病的动物更频繁地与人类接触。
我们必须从公共卫生危机和平等危机的角度来看待气候变化。强调并利用最受信任的卫生健康专家的作用，提出有关气候变化带来的卫生健康威胁的警告。我们有责任倡导将健康和公平置于气候变化规划和政策的中心。在碳排放方面，卫生部门碳排放量占据全球总碳排放量的5%，美国是8.5%，这个量级不可小觑。因而，卫生部门在控制碳排放方面必须承担起责任，成为减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降低碳排放。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健康面临的最重大威胁之一。我们将有机会改善每个人的健康状况，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气候变化会议 (COP26) 将气候与健康确定为优先事项。美国国家医学院 (NAM) 发起了一项“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公平的重大挑战（Climate Grand Challenge）”的倡议，这是一项多年期全球倡议，其战略目标包括：宣传气候危机是公共卫生和公平危机；为系统转型制定全面和长期的路线图；优化并推动多部门合作，促进卫生体系转型；鼓励跨学科创新解决方案，加快转型的步伐。
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刚发表了“美国卫生部门脱碳行动倡议（Decarbonizing the U.S. Health Sector — A Call to Action）”，呼吁呼吁采取行动使整个美国部门脱碳。我们已经启动这项使整个美国部门脱碳的倡议，这将动员卫生界的所有参与者和机构，通过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优先考虑和实施具体可操作的项目。我们将汇集来自联邦政府、医院、卫生系统、支付方、融资实体、卫生职业教育、生产行业（包括供应链、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非营利组织、学术界等的领导领导力量，共同做出整体的减排安排，促进美国在卫生健康行业方面的减排。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四个工作组，以此来支持美国总统拜登设定的2030和2050的减排目标。
这些行动对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意味着什么？我们当前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所以美国的这些努力也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与各个国家合作，在全球层面上采取统一合作，以国际化的方法来解决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能够组成科学的社群相互合作，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协助和融资支持。我们可以利用开源的工具和数据，以及跟世界各地卫生健康和科学研究部门，尤其与是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InterAcademy Partnership, IAP）合作，这个组织有140所研究机构，中国的刘德培是共同主席之一。
中国和美国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开展大量合作，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当中设定的升温1.5度之内的目标。
非常容幸今天可以为大家做分享。当前世界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疫情和气候变化是最主要的两个，可能带来巨大的卫生危机。我们需要全社会层面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各个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展开密切的合作，以此来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为全人类带来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