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2日，时值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2周年，由北京论坛、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北大全球健康发展论坛2022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全球健康：数字转型和发展鸿沟”为主线。如下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健康数字化与发展鸿沟”环节的主旨演讲。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是指“进一步缩小我们发展差距”这一问题。

围绕这一个问题，我主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正在推进共同富裕，这里我们主要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提高富裕程度。第二个挑战是要进一步缩小发展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包括地区差距以及收入差距。

第二，数字技术与共同富裕。究竟数字能否带来共富效应？在缩小收入差距问题上数字技术起到了什么作用？

第三，如何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和共富性。

中国正在推进共同富裕。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当中当然会面临一些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由我们确定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决定的，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阶段性目标：

第一个阶段，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二个阶段，202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这两个阶段性目标都是定性的，如果作为重大的战略部署加以推进，仅仅有定性目标是不够，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定量的目标。共同富裕的定量目标应该分成“富裕目标+共享目标”。在富裕方面的目标是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在共享方面的目标是到2035年，收入差距、财产分配差距，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应该明显缩小。而到2050年，富裕目标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共享目标是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要有更加明显的缩小。但是这个收入差距缩小不是平均，共同富裕不意味着平均主义的富裕，富裕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在实现富裕目标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到2035年，我们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应该知道中等发达国家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根据资料，中等发达国家在2020年的人均GDP水平平均值大概是34000美元左右，最低值应该是25000美元左右。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大概只有10500美元。如果到2035年中国在富裕程度上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那么，中国人均收入每年要保持在大约6%的增长水平上，这样到2035年才能够达到25000美元。

当然，到2035年，中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并不是要赶上他们现在水平，而是赶上其到2035年的水平。我们就需要对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做一个预测，预测结果是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大概是52000美元，最低水平大概是39000美元。如果中国2035年要赶上这些国家当时发展的最低水平，中国每年名义增长率要达到9%的水平，如果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那每年名义增长率要达到11.3%。这个目标比较高，从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有难度并不意味着不能实现。

经济增长，收入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会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如果改革比较顺利，改革能够不断深化，经济增长就会有比较高的速度。如果改革停滞了，改革倒推了，经济增长就会停滞，增长速度就会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要想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到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积极鼓励创新，要不断地释放出创新的红利，特别是要加大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实现高速收入增长和居民的收入增长，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实现共享目标上，缩小收入差距，缩小财富分配差距，难度也是非常大。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处在一个高位水平。官方估计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0.47左右。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到2035年基尼系数下降到0.4以下，或者下降到0.35以下，难度非常大。要改变现在中国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具体而言：

首先，我们现在所看到收入差距，应该说不是实际的收入差距，我们可能低估了收入差距。低估是指由于调查样本的偏差，特别是高收入人群样本严重偏低，造成收入差距被低估。实际的收入差距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收入差距还要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显缩小收入差距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其次，工资差距实际上在不断的扩大。最新的调查数据比较了2013年到2018年工资差距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工资差距一直在扩大，而且是全方位的扩大。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人群、不同所有秩序、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都在扩大。

再次，由于财产差距的不断集聚扩大，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会产生很大影响。财产带来财产收入，现在导致收入差距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财产性收入增长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财产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还会持续下去。想进一步降低收入差距，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调节财产分配的问题。

最后，一个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就是不同学历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以高中学历为标准，大家可以看到高学历人群相对工资水平要比高中学历人群工资水平大得多，而且差距不断地扩大。同时，低学历人群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高中学历来说不断地降低。这种情况下，不同学历人群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不断扩大的。

一些分析表明，如果控制了各种解释变量控制，只看学历的差距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30年，学历的影响在不断加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学历的差别大概能解释工资差距的4%，而到2018年，学历可以解释16%。所以学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做大蛋糕需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要兼顾发展和公平共享的问题。应该说发展与共享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很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也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数字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应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特别是以浙江为例，大家可以看到浙江在过去一段时间，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应该说对浙江经济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否带来共享效应，是否有助于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学界对此没有形成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已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答案。数字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还是扩大收入差距，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一定的条件下，数字经济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但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扩大收入差距。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会影响到数字技术是否能够带来一些共富效应。首先是数字技术的普及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一种数字技术从开始出现到全面普及，它产生的共享效应或者叫共富效应，是一个“倒U型”的变化。就是说在开始出现这个阶段，它会不断的扩大收入差距，因为少部分人在使用这种数字技术。一旦达到一个普及的程度，会出现一个拐点，这样一个拐点慢慢地使收入差距不断地缩小，形成“倒U型”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使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共富效应，我们要加速它的普及过程。一种技术出来以后，要尽快让它能够达到普及化，这样可以防止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由数字鸿沟带来发展上的差异。其次是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和均等性，应该说它和每个人的能力和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使用数字技术会受到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一项数字技术出来，比如手机出来以后，往往都是高收入人群优先使用，他们的使用机会大于低收入人群；高学历人群优先使用，他们的使用机会大于低学历人群；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有条件和机优先使用数字技术。在一开始，数字技术使用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差别不要太大，不要固化。再次，数字技术的应用，到底它是能够供少数人应用，还是多数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共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因为数字涉及到投资规模限制，往往是大资本、大企业更容易获得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加上数字技术具有更强的规模收益性质，会导致资本垄断与数字技术相互强化的关系，具有更高数字技术的大企业更具有垄断性，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数字技术加大资本会产生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带来更高端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吸引更大的资本，造成一种更高的垄断利润，会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怎么能够打破数字市场上的垄断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地考虑。最后，数字技术是否具有就业中性，是不是会带来失业问题？这个是经济学界，特别劳动经济学界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一般来说，失业会带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会加大发展差距。因此，数字技术到底是劳动替代，还是劳动互补的，对数字技术的共富有很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如果它会替代劳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带来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二者互补，就会刺激就业，缩小差距。数字技术包括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就业效应应该说还没有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结论。一些具体数字技术就业效应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据，提示一些数字技术确实有助于扩大就业。

如何实现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和共富性？不仅数字技术能够带来更高经济增长，同时也能够带来一些共富效应，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这个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的研发和采用，考虑到其产生的就业效应，这种技术到底对就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说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如何避免其对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提高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利用数字技术和参与数字经济中的机会，让数字经济发展更加惠及到这些群体。

第三，限制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当中的资本垄断，让更多的小企业、小资本能够获得和采用这种数字技术。

第四，尽快形成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富效应的一些制度和机制。构造一个共富的机制，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能够实现共富效应。

第五，具体到中国，也是和今天会议的主题比较相关的问题，中国现在处在健康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下，一些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对低收入人群能够进一步开放，让低收入人群能够分享到更好的医疗资源，应该说具有很大的共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