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被外星人攻击，你会帮助我们进行防御吗？”

1985年，日内瓦会议间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突然问正在一起散步的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那时是冷战高峰期，对于大会的很多议题，美苏两国都有争议和冲突。但戈尔巴乔夫回答道：“当然了，我会的。”然后他反问里根：“如果苏联被外星人攻击，你也会帮助我们一起抗击外星人吗？”里根总统说当然了，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去抗击外星人。

2020年12月22日（北京时间）上午，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演讲，以美苏争霸时的典故开篇，呼吁各国：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入侵人类身体的敌人，搁置争议，通力协作。他说：历史将会见证，没有比中美合作应对挑战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亦是北京大学成立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初衷。2020年5月4日校庆当天，北大决定开始启动筹备工作，并在2020年末，聘请著名健康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特聘教授刘国恩出任首任院长，三位副院长则涵盖了健康、经济、国际关系三大领域。

研究院成立大会之际，中美两国名流云集，包括韩启德、陈竺、毕井泉、陈冯富珍、萧庆伦、劳伦斯·萨默斯、杰弗里·萨克斯、马克·麦克莱伦，以及北京大学邱水平、郝平、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多位顶级学者就新冠疫情和全球健康问题展开演讲，并表达对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支持和期许。

其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的发言与萨默斯不谋而合：“期待着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超越国界，做人类和平的使者；期待在中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研究院不变成问题的一方面，而变成解决问题的一方面。”

1. 新冠疫情下的合作共建

《财经》：新冠疫情给各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与以往的全球经济危机相比，差异主要在哪些地方？

刘国恩：国内外若干实证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导致的宏观经济下行，供给侧的影响远高于需求侧的影响，这在传统经济危机中很少见。

传统经济危机主要因为经济结构本身出了问题，典型表现是需求疲软、消费不足，导致供给产品滞销、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进一步下降，形成周期性的恶性循环。而本次新冠疫情的影响，除了防疫对需求和消费的抑制外，很多企业也因为政府的相关规定要求，不得不停工停产，可谓雪上加霜，导致前所未有的供需双侧同时下行。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哈吉·柴提的美国经济大数据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中，服务类消费没有受到影响，而今年新冠疫情负向影响最大的正是服务业消费，下降幅度高达67.2%。这一研究为制定经济复苏政策措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迄今为止，新冠疫情已经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微生物种对人类最严重的袭击。2020年，全球GDP预计比2019年倒退4.4%；中国预计能够实现2%-2.5%的增长，虽在全球大国经济中表现最佳，但相对于我们自身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经济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大幅下行。

《财经》：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多位世界重量级嘉宾号召中美搁置争议、共同应对新冠疫情，也为研究院的建设提供了很多建议。

刘国恩：是的，这次以全球健康为主题的2020北京论坛，云集了中美经济学界、健康医学、外交政治领域的诸多世界级思想领袖，为研究院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和契机，我们期待成为国际交流、促进人类和谐的重要桥梁和使者。

当天论坛后，劳伦斯·萨默斯连发了17条推文，公布了他在北京大学论坛主题发言的观点，呼吁中美搁置争议、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连发17条推特，这恐怕是绝无仅有，作为世界级的经济学思想领袖，萨默斯的竭力号召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另外，“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远程演讲时，展示的一页PPT也很令人震撼。这页PPT里他列出了6点2021年中国在全球展示领导力的独特机遇，从中国加入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国家），讲到“一带一路”“十四五”规划、还有中国昆明要召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峰会等，可谓中国发展蓝图的国际专家“发言人”。

萨克斯教授特别提到，我们是多年好友，因为2014年来我参与了他发起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网络（SDSN）领导委员会，并担任其健康主题组的联席主席，这使我备感荣幸。事实上，我聚焦宏观经济与健康这一研究方向，也是受到他相关开创性研究的启发。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会后我俩的通信，他都一再表示，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未来发展，完全可以指望他的帮助和支持。这些都令我特别感动。

2. 研发全球健康公共品

《财经》：新冠疫情肆虐一年后，北大成立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想怎样展开研究？

刘国恩：我们计划在7个研究领域推进工作，其中最核心的要务就是为提供全球健康公共品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我们的预定目标是：力争三到五年贡献第一款全球健康的公共产品。

什么是全球健康公共品？以2020年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的相关产品为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新冠疫情实时图谱，就是非常成功的一款全球健康公共品，在各国众多的相关产品中它脱颖而出，最终成各国查阅新冠数据的最权威公共品，实属了不起。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疫情严控指数，系统评价和追踪各国新冠防疫政策的严格程度，目前也是同类产品中各国使用率最高的权威数据。在完全开放和自由选取的前提下，这两款公共品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靠的并非运气或短期突击，而是得益于欧美一流大学交叉学科的长期积淀和扎实的基础性工作，看似偶然的表现中事实上源于某些必然元素。

研发全球健康公共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需要人财物资源的投入。

首先，得有机构和自然人捐赠。像比尔·盖茨捐助25亿美元支持克里斯托弗·默里教授为所长的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所，通过13年来的系统性研究和数据集成，成功做出了几乎覆盖各国的全球疾病负担的实时动态数据库，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一款开放的全球健康公共品。

第二，要有长期可持续的研究团队。比如默里教授的团队，雇有数百名科研人员，根据他们的计划，团队成员可能还需要扩大到上千名，才能够更好满足未来日趋巨大的统计、运算、模型等工作量。

第三是数据公开、全球共享。上述全球健康公共品，只要能够上网，人们可查询到世界各国甚至下属各地区人们的疾病负担数据指数和相关研究结果。

《财经》：为什么要以健康公共品为己任？

刘国恩：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启航，正是北大学者参与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

韩启德院士提到，近些年来，中国在知识交换、卫生援助、健康安全和全球卫生治理方面，都对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起码就这次新冠疫情的相关公共品而言，我们与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中国加入WTO以来的19年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贡献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果说10年前，贡献全球健康公共品因国力有限尚情有可原；现在中国具备了显著提升的经济国力和人才技术，更有条件和责任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发展的实质性工作，其中研发全球健康公共品就是非常值得并很有可能突破的领域，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期待。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人类健康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主线。2015年-2019年，中国大陆居民消费的8大项指标中，除了住房，只有医疗保健的相对开支在持续上升。如果5年的观察时间太短，我们再看更长周期的数据。诺奖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追踪了美国从1875年-1995年共120年间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发现在吃饭、穿衣、住房、医疗、教育、休闲以及其他等7项消费开支中，吃、穿、住3项消费的增长低于同期收入增长，医疗、教育、休闲及其他的增长则超过同期收入增长，其中医疗消费的相对增长幅度最高，其相应的收入弹性为1.6。

《财经》：在你的构想中，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打算开展哪些有关全球健康公共品的研究？

刘国恩：为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这是我们研究院的愿景。具体到全球健康公共品的研究，其成果并非一朝一日的工作，更非完全可以预先确定之事。不过，作为奋斗目标，我们打算组成几个研究小组，集中精力开展几项既有高度价值也有一定可行性的重大课题，其中包括全球健康发展指数的研究。

林毅夫教授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寿命是63.5岁，中低收入国家是68.4岁，中上收入国家是75.3岁，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寿命则达到了80.7岁。其中，中国在1978年的人均寿命为65.9岁，2019年达到了77.3岁，这是国际通行的标准。

但是，如果一个人身有疾病，比如眼盲、瘫痪、痴呆、疼痛、忧郁、恐惧等，其个人的发展能力和生命质量肯定受到负向影响。我们希望将这些影响人类健康发展质量的条件充分纳入进去，包括物理状态、精神状态、社会能力等维度，并应用如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等工具对目标人群的健康发展能力进行标化，进而对其收入水平等福利指标进行系统调整，形成更加全面反映健康价值与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大数据。在相关文献中，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 HDI）、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 DALY），以及全收入指标（Full Income Indicators）等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应用基础。

当然，全球健康发展指数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集成若干相关学科力量的交叉合作，不仅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长期稳定投入，还涉及大量跨国健康研究必然面对和克服的各种难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计划尝试启动这项开创性的重要工作。

这项工作的应用价值也非常大，包括对人类医学技术产品如何进行更为科学和合理的评价，从而促进跨国流动和市场应用。例如，在各国医保支付制度当中，尽管各自情况差异不小，但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买什么、如何买”。这两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标准化不同医学技术产品的综合价值，使其不仅能够进行不同适应症产品间的成本效益分析，还能进行跨国比较。

比如，一款糖尿病药物和一款心血管病药物，两者的效用不能直接对比，这就需要一个可“通分”的量纲。质量调整生命年，就是能够评估不同医疗干预方式的通用指标。在此基础上，跨国药企的医药技术产品涉及全球上市，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解决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问题。

全球健康发展指数的研究，自然要涉及这些相关问题的系统分析，包括不同国家、地区人群的健康生产函数估计，以及健康和生命价值的度量。我们期待能够通过3年-5年的不懈努力，该项全球健康公共品的研究能够实现“零的突破”，为促进人类健康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当然，“十年磨一剑”，全球公共品的研究和提高并非一气呵成的事，而是始于一国或地区，逐渐覆盖其他地区和循序渐进积累的过程。

《财经》：除了研究全球健康公共品，站在中国的角度，还准备做哪些工作？

刘国恩：在其他拟开展的研究领域，“全球健康与经济管理”也是重点之一，旨在为促进人类健康的跨国活动提供支撑。因为人类健康的促进需要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跨国投资、技术交换、人员流动等跨国资源配置。

医疗、医药、人员类产品的定价和流动，与一般性商品相比，复杂程度更高。上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必然涉及不同国家的政策法规、市场竞争环境，比如专利、关税等。这离不开经济学、管理学、外交政治等多学科的密切交叉合作。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知识经济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知识人才资源的全球配制和流动竞争持续加强。所以，研究院会面向全球进行研究团队建设，在提高团队科研实力、全球视野的同时，培养思维方式、谈判能力、语言都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人才，推动健康经济各项关键要素的流动。

3. 三根支柱：健康、经济、国际关系

《财经》：据说，你在受托筹组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北大本科开设了数年的“宏观经济与健康”的全校公开课，为培养健康发展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早在本科阶段就开始进行启蒙式的基础训练，这超出了一般卫生经济学的范畴，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

刘国恩：2001年，我还在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任教，读到了当年极具震撼力的一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由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带领数十位顶尖经济学家、医学科学家完成的《宏观经济与健康》。该报告的执行摘要指出，技术和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将世界推向了一起。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因为思想、文化、技术、高效生产流程间的共享愈发充分。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某一区域的动荡可能通过恐怖主义、武装冲突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还有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也可能在全球范围急剧传播。

在世纪之交的当时，该报告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但也有过这是否有些“杞人忧天”的担心。无论如何，我开始长期深入地关注和思考宏观经济与健康的相关主题。现在回头去看，20年前的世卫报告警示并非多余。

这样的报告主要对政治领袖、学者等群体产生影响，但我想如果宏观经济与健康的内容可以走进本科生课堂、成为一门基础课程，应该可以更好帮助我们培养相关研究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不过，要开设一门全新的本科生选修大课，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大量准备工作。经过7年的积累沉淀，2008年我开始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设“宏观经济与健康”这门本科选修课，课名一字不差地保留了萨克斯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标题。当然，时间已经过去了8年，我回国任教也有5年之久。所以，课程在世卫报告基础上，进行了大幅的结构调整和内容更新。

2010年，萨克斯教授访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有机会在二号楼的电梯里一对一地告诉他：9年前他领衔撰写的世卫报告，深刻启发了很多人，包括我。为此，我还在北大开设了同样主题的本科生全校公开课。他感到异常惊喜，因为全球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开设“宏观经济与健康”这门课程，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

《财经》：健康、经济是两个核心，现在又把国际关系纳入了研究体系，是出于何种考虑？

刘国恩：近年来，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复杂趋势，其中，中美关系的复杂走向尤为突出。我长期从事健康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研究，深知人类健康的发展远不是单一范畴问题，而是与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紧密相关。事实上，医疗卫生、宏观经济、国际关系这三者构成了全球健康发展研究的三大支柱。

当下，中美关系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其发展的取向不仅影响两国本身，也影响到诸多世界其他国家。在解决中美间分歧的路径中，能否找到使得双方利益相容的最大公约数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在诸多选项中，人类健康发展主题应该是全球化下中美关系改善最有可能获得转机的切入点。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我们北大人的认知，在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大家见证了，萨默斯、萨克斯等世界级思想领袖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如此高见，并旗帜鲜明地呼吁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积极采取相应行动。

在全球化的今天，像新冠这样的流行病，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很难完全自行解决。不同国家遭受的新冠病毒，因为时间差异或毒株类型不同，所处的灾后状态也有差异，但只要新冠病毒还在世界任何角落泛滥，其他地方也就难脱险境，所以更应协同抗疫、互相支持。

文 | 《财经》记者 杨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