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化带来了强烈且持久的冲击。西方国家的内顾政策致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疫情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分配不均和资源占有差距扩大、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再度崛起、全球市场脆弱性凸显，而俄乌冲突也给全球化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部分西方学者依然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前进方向不会改变，而且数字化、区域化等特征更加明显。他们还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应该放弃全球化，而是应重塑与再造全球化，引领再全球化的发展。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为了控制病毒的扩散，各国纷纷采取限制性措施，世界经济贸易活跃度大幅减弱，全球供应链断裂，跨境人员流动静止，失业率飙升。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犹在，而俄乌冲突更是让全球化发展雪上加霜。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当前全球治理和商业运营中的很多弱点。从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治理等多角度看，如果将全球化发展视为一条弧线，那么疫情期间，全球化已经过了峰顶期（Peak Globalization），正在走下坡路。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指出，后疫情时代，世界将不会与之前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当然，也有西方学者认为，“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化会进入逆全球化”的这一分析过于简单。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化至今仍保留着动力。那么，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面临哪些挑战？逆全球化有哪些表现？再全球化如何发展？西方学者针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西方学者针对以上问题的分析进行梳理与评述。
一、近年来全球化的“逆”表现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长实属罕见。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边主义受到重创、全球供应链濒临断裂，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极端民族主义者高喊反对移民，保守主义者夸大保护政策的作用，认为只有保护主义才能够保障人类安全。如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经济顾问菲利浦·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保护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逆全球化支持者的政治礼物。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认为，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国际合作深度有限、效果欠佳，一些国家推脱责任的行为一再发生。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生命灭绝事件都催生了新的历史起点，而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冲击也很可能是划时代的。他借鉴“公元前（BC）和公元后（AC）”的表述，将“疫情前（Before Coronavirus）和疫情后（After Coronavirus）”的时代称为BC和AC。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全球化在后疫情时期陷入困境。实现“超级全球化的理想”变得愈加困难，有限度的全球化才是拯救各国经济的有效方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更是直言，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已经成为过去。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大国对抗形势更加严峻，国际权力格局将重新洗牌，中美将成为全球战略博弈的中心地带。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化“逆”势动力强劲，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了困境。全球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和诉求的分野，制度惰性以及制度碎片化使得全球性挑战越来越难以解决。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通过打造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美英澳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来拉拢盟友，强调大国竞争的意识形态根源，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小圈子、小阵营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全球化的逻辑。此外，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失望，它们不仅在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时无能为力，还严重缺乏全球领导力。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来看，以每100万人为基数，中国的死亡人数为3，日本为7，韩国是10，而美国高达840，英国甚至达到877。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健康与医疗等领域的健全的机制，使之能够有效地应对疫情的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亚洲地区展现了竞争实力。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未能保障本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及生存权力，更未对全球抗疫作出应有的贡献。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指出，特朗普政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拒绝加入由172个国家组成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政府的角色在全球事务中并非不可或缺。
（二）分配不均和资源占有差距不断扩大
法国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认为，一直备受推崇的“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无法回避。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深度全球化的实验失败了，全球化需要重建而不只是修复。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问题是：在全球化中，赢家与输家的差距逐渐扩大。早在21世纪初，全球化迅速发展，而其创造的财富却未在全球合理分配：处在全球底层的50%的人口只拥有7%的全球财富，而处在顶层的1%的人却拥有近20%的全球财富。在新技术、新的经济关系、内政及对外政策推动下的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渐进过程。罗德里克曾警告说，“经济一体化”可能伴随着“社会分化”。全球化进程塑造了赢家，也产生了输家。赢与输之间的差距，一直是全球化典型的负面影响之一。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尼科洛·伯尼菲（Niccolo W. Bonifai）等学者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失去了吸引力，虽原因各不相同且异常复杂，但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均是根本原因。发达国家的底层技术工人对全球化的反对声音很大，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没有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产业转移中已经出现的“回流”“分散”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压垮深度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不均衡和不均等现象，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在健康保障、资本储备、工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愈加明显。墨尔本大学研究员雷登托·雷西奥（Redento B. Recio）等学者研究发现，在全球南方的特大城市中，有数以百万人从事着不稳定的非正规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对这类人群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英国学者大卫·莫利（David Morley）通过应用虚拟互动技术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西方国家内部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对资源占有的不均等状态，疫情使得当代生活中很多理所当然的假设变得更加站不住脚。纽约大学研究员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严重，美国政府采取的经贸政策必须以它们将带给普通美国人、而非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为导向。
（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再崛起
印度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指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权力的集中，当前的新兴市场也是如此。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很多国家政府将部分权力转移给了国际机构，以实现进一步的协调。这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被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政府的权力也被不断削弱。这无疑会推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激起人们对经济一体化的反抗。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S. Posen）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化被不断瓦解，其中一股反对力量就来自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断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上设置障碍，反对移民政策，阻碍思想的交流。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化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国家权力，加强了民族主义。各国都出台内顾政策，即使在具备高度经济一体化的欧盟内部，也不断出现只顾自己、以邻为壑的现象。譬如，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德国禁止将医用口罩和呼吸机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法国政府则直接采取了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扣押所有的口罩。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绝对支持者，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促使英国退出了欧盟。近年来，反自由主义、反全球主义思潮在美国和英国兴起。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英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回归了国家资本主义。然而，正如《巴伦周刊》（Barron’s）撰稿人马修·克莱因（Matthew C. Klein）等人所说，民族主义是极度危险的，民族主义者通过煽动种族偏见转移视线，鼓动回避根本性的经济失衡问题，而经济问题失衡导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崩溃破坏了民主，并鼓励了有毒害性的民族主义，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四）全球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明显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城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分工，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撰写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变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财富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结果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是失败的，但却证明全球化是极其脆弱的，这种脆弱性来自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来自全球化所创造的福利和收益。专业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创建了一个极其复杂又相互依赖的系统。企业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世界经济体处于由无数个企业所组成的生产网络中，其联系愈加紧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生产网络覆盖较广的产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而较依赖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供应商，且完全依靠“即时”供应链的行业则遭受了巨大打击，例如电子制造行业。当前的全球产业链已经不足以应对冲击或挑战，它比人们想象的更为脆弱。在疫情的冲击下，只要一个环节断裂，整个链条就会瓦解。疫情不会在短时间内彻底消失，并且正迅速且持久地改变着全球化的格局和制造业的版图。在可预见的未来，制造业将面临多重压力，各国需要重新部署经营战略，想方设法提高国内生产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对风险资源的依赖。在后疫情时代，一场供应链变革即将开始。
（五）俄乌局势令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增加
波森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受到俄乌冲突的沉重打击。世界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球化供应链和全球创新将受到严重侵蚀。恐惧情绪和国家主义将带来投资习惯的改变，为安全起见，更多的投资者将选择在国内投资，并投资于国债等收益安全的资产。政府进而将国家财政、金融稳定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全球投资活动将不再活跃，不能有效地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所谓的对国家的承诺，打着“保护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利益”的口号，通过推进“在岸”制造扰乱全球供给链的最优配置。美国等西方国家仅允许技术在其盟友之间流动，缩小了创新思想交流与技术合作的范围，全球创新将受到严重抑制。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约翰·米可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等媒体评论家认为，俄乌冲突基本上埋葬了过去40年中从商业角度思考世界的所有假设，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很可能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一段重要时期的终结。西方国家尽其所能地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这一地缘政治现象与全球化发展背道而驰，全球贸易体系将分化为两个或三个大的地区性贸易集团。不过，这些评论家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全球化。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应重新设计全球化，创造一个更加团结、紧密、可持续的全球化。
二、近年来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贸易、金融活动一度出现低迷，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的长期性停滞”或“全球化的终止”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多。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逆”势明显，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也充斥着悲观与怀疑的论调。但是，这一时期西方学界的研究也显示出新的特点，譬如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其中包括女性权益、公民权益、教育问题、由疫苗供给与共享而引发的国际秩序问题、人员流动等，以及传统全球化研究涉及较多的领域，如全球医疗、气候变化、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塑造、全球健康体系的安全与防范、全球能源问题等。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总体来看，大多数西方学者承认，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面临着巨大挑战，逆全球化趋势强劲。尽管如此，一部分西方学者仍然认为，逆全球化不会成为主流。然而，传统的全球化已经明显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以新的动力、形式和治理方式发展的全球化才能恢复活力。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必须要改变，数字化、地区化和慢速性等特征会愈加明显，只有如此，新的全球化才能以更加健康的方式继续发展。
（一）全球化的数字化
西方学界注意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对全球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格雷厄姆·韦伯斯特（Graham Webster）认为，理想主义者一直认为网络在弥合人类分歧方面潜力巨大。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与民主主义发展势头的带动下，数字化联系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全球价值链更加完善，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化是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特征，由此衍生的数字全球化将是由信息和数据定义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全球化的升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们的生存、生活、工作与社交，国家的经济恢复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等都包含了多元的数字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化的数字化趋势，全球各经济体迎来了数字化浪潮。根据麦肯锡《快进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加快五大经济趋势》报告的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数字化工具越来越普及，培育了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并催生了新的数字经济解决方案。从全球范围来看，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统计，2018年，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为12.31%，而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14.97%。2020年，电子商务在全球快速增长，在线零售占所有零售总额的比重从2019年的16％增加到1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的统计，新冠肺炎疫情对互联网流量产生了巨大影响，2020年，全球网络宽带增长了35%，是2013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增长。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科内留·比约拉（Corneliu Bjola）认为，全球化的数字化趋势不仅体现在数字社会和经济领域，在后疫情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也即将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形成由线上与线下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混合型外交。地缘政治冲击和数字技术将共同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形成轨迹。技术应用下诞生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经济产业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发展契机。然而，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经济挑战将非常严峻，全球化产生的不均等状况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自动化的世界中，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减少，这意味着由失业导致的政治风险将增加。此外，数据的发展对生命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掌握数据意味着不仅能够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且有可能重塑生命的未来。因此，处于数字化末端的国家要积极加入数字竞争与治理，防止被“数字殖民化”。
（二）全球化的区域化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彼得·佩特里（Peter A. Petri）等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衰退，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可能是经济区域化。当前，北美经济一体化、欧盟经济一体化、跨大西洋经济合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较为扎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而由于各经济体经济结构迥异、针对国家安全等防范心态和预期上的不同，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不够理想。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区域合作的前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区域化特点会更加明显。2019年底《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和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反映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计划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来缓冲全球性波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震荡。英国知名媒体《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发表评论认为，区域性特征在跨境贸易区中的趋势也越来越显著，这说明供应链正在变短，疫情等因素造成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往往为减少跨境风险而选择距离较近的需求地，这也符合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然而，全球化区域性的收缩意味着更多国家将加快本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向国内或其周边地区的回流，这将不利于企业的全球性发展，也不利于经济体之间的全球性合作。因此，如何让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全球化效益不被“地区化”、不被更狭窄的地域范围所限制，而使区域秩序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慢速且健康的全球化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国经济纷纷依靠全球市场实现增长。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都设立了多边规则。为了在短期内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各国不再关注资本流动的管理，而是推崇资本自由化。2000年11月，美国时任总统威廉·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在访问越南时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全球化，如风或水一样，在经济领域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无法阻挡）。”经济学家和各国领导人通过全球市场的视角审视国内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迎来了快速、广泛的“超全球化”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全球产业链的模式将生产过程分配在多个国家，实现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和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的目标。然而，在全球经济编织成的生产网络中，一旦其中一环出现断裂，各国将被迫承担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和经济风险。因此，罗德里克建议，当前亟需一个新兴的、更加健康的全球化。他进一步指出，在后疫情时代，各方应该唤醒多边贸易主义，支持在重要领域保持开放的世界经济，即有限的全球化，而不是“超全球化理想”。全球化需要改进，需要服务于本国经济，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这一改变，而不是进行干预。
2015年，荷兰学者埃迪耶德·巴卡斯（Adjiedj Bakas）创造了“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一词，用来形容全球化性质的变化和节奏的放缓，描述全球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何放慢了全球经济融合的速度。在后疫情时代，“慢全球化”一词再一次被西方学者提及。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认为，自2008年起，全球化开始进入“慢全球化”时期。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增长趋于平缓、改革议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停滞、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的报复性关税以及贸易壁垒的蔓延等因素已经导致了全球化的速度放缓。而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为逆全球化趋势增加了动力。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困局使得各国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并开始考虑如何降低外贸依存度。疫情导致的物资短缺也使得不少国家相继颁布出口禁令。与此同时，世界贸易体系中出现的领导力真空也推动了各国“以邻为壑”政策的形成。总体来说，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在“慢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化中的“逆”行为可能会减缓甚至逆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损害至少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也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增多。在金融危机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球化慢了下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生产速度。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分化了世界，摧毁了多边主义。疫情使得全球供应链断裂、各国争抢卫生应急物资、世界旅游业骤然停滞，国家、企业不得不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重新评估。疫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压力测试，尽管没有完全退回逆全球化的状态，但以慢速且适度为特征的“慢全球化”开始成为主流。不过，詹姆斯认为，疫情过后，全球化将会迎来“黄金时代”。
三、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未来趋势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未来将如何发展？西方学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类是怀疑论者或可称之为悲观论者。这部分学者认为，疫情的发生将使全球化“发生历史性转变”，各国更加关注自身，从而加剧地缘政治衰退和逆全球化的进程。另一类则是变革论者或称转型论者。这类学者普遍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强烈且持久的冲击，但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冲击不会使全球化产生质变，全球化会继续以一种新的形态发展。
（一）全球化的发展中伴随着悲观与消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人们的全球想象力，对21世纪愿景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这次疫情提醒人们，现代世界在不断提升能力、创造福利的同时，也在制造巨大的危机和文明灾难。新冠肺炎疫情、核扩散、气候变暖等挑战的严峻性日益严重。然而，与历史中出现的各种危机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在时间和影响上有其特殊之处。2020年，很多危机累计之下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范围很大，且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疫情表明，人类的预警能力很差，无法应对未来可能突发的、持久的以及深层的危机。
据埃尔卡诺全球存在指数显示，全球化正在减速，经济全球化失去吸引力，全球化趋势更加“疲软”。美国经济学者苏什玛·舒克拉（Sushma Shukla）从经济增长、失业率和贸易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发现，疫情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的打击是令人“痛苦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专栏作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担忧，疫情让人类经历了生活基本保障急速下滑和精神状态常伴恐慌的双重打击，将矛头指向“外国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他认为，长期来看，在疫情的笼罩下，社会充斥着不安与焦虑，这极大地降低了世界的恢复能力。全球化的发展依靠一套复杂的监管跨境流动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各国将国内规则嵌入全球秩序中。但是当前，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规则是无关紧要的，即贸易水平越低、“国际纠葛”越少，生活就会越好。这种对全球化的消极想法将提高贸易壁垒，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化和贸易因此而放缓或逆转，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二）政府的行为将对全球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沃尔特指出，为了应对疫情的扩散，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管制程度之大前所未见。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各国政府将逐渐放宽限制性政策。然而，全球社会也要为新的常态做好准备，譬如出游时，一些政策可能要求测体温、进行核酸检测等。在后疫情时代，政府管辖或监督的范围将更加宽泛。除此之外，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塑造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将来自地缘政治和政府活动，不再仅由贸易、投资等因素推动。政府会对战略性行业的选择进行干预，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和储备，通过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供应链的稳定性。各国政府将利用政策工具或手段来加强工业创新，维护数字经济中的国家安全。然而，政府的行为也极有可能成为负面力量，譬如加重保护主义、扰乱全球供给链、抑制全球创新与增长。更有甚者，利用经济金融政策追逐地缘政治利益，将抵制、制裁及其他限制性措施作为政府常用的工具，这将对全球化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地缘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认为，正如历史上很多危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同样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变革性影响，例如各国对保护型的“大政府”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部执行主任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同样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大政府”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而政府行为的变化将在亚洲地区有更明显的表现。加拿大知名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瓦拉格（Alexandra Wrage）则认为，负责任的、有活力的、合作的、创新的、有效运用数字技术的政府将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
（三）新型的全球化将继续向前发展
正如上文所述，詹姆斯认为，在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将会迎来“黄金时代”。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危机过后，人类社会都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形成了自己的周期，破坏性的危机与震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度和广泛的融合。每一次危机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也正是这些挑战带来了更有效的沟通、创造性的思维，促使全球化呈现出更强劲的发展态势。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法洛克·康特克特（Farok J. Contractor）提出，在疫情的冲击下，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其引发的全球风险增加、经济脱钩、全球价值链动摇和全球化倒退等现象在本质上是边际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全球化会以多样的表现形式继续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抗疫过程中确实暴露了领导力和执行力缺失的问题。随着各种测试、疫苗的更广泛的应用，各国以更负责的态度、更有效的方法应对疫情，疫情终将过去。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面临气候变化、核扩散以及大国竞争等更为严峻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仅仅是历史上一个单一的时间，不会成为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转折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同样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仅仅是暂时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以及社会发展方式，并未改变全球化的现实。与战争等危机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改变不可能彻底颠覆全球供应链或国际贸易，更不可能瓦解世界各国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实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单独应对全球性的危机。
针对全球化将如何发展，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马修·路易斯·毕肖普（Matthew Louis Bishop）等学者相信，人类有能力、更有需求构建一个更好的全球化。“更好”指的是在充分认识当前全球化中存在的不公平、脆弱性及无效性的前提下，解决不平等问题，扩大并升级多边秩序。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西方长期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衰亡，而推进全球化的方式应该、也必须是多样的。
首先，全球化需要以全新的视角、更有说服力的实践在更加开放的世界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最大的挑战是针对现代化的挑战，即面对由科技和工业推动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人类并不能完全掌控自然，不能逃避现代化共存中彼此之间的联系。气候变化、核扩散、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等都要求人类携手面对。未来，新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引领性国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John R. Allen）认为，疫情之下没有赢家。这场全球危机中出现的领导者缺失、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既显示出了全球化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其不断扩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在疫情应对中表现出的滞后与懒散，再次证明美国在处理全球事务中的角色重要性正逐渐减弱。巴西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学者亚历山大·阿卜杜勒（Alexandre Abdal）等认为，美国所推行的产业回流和贸易保护政策证明了在民粹主义和威权力量的破坏下，美国对深度全球化的承诺已经逐渐瓦解。如果美国继续推行诸如此类的政策，则意味着对全球化的彻底放弃，对不论处在世界体系中心还是外围的国家来说，这都将是对全球化的致命打击。詹姆斯预测，如果各国政府继续采取保护主义和封闭性政策，那么疫情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延续至2023年。
其次，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合理的全球治理和有效的多边主义。目前，保护主义政策增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倍受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重新配置全球价值链的要求。罗德里克认为，全球治理需要具有灵活的特征，允许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用自己的方法来制定治理规则。新型的全球化是一个更加全球的、包容的权力结构，需要以多边体系为基础。适用于新型的全球化的全球治理，应该能够有效地缩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所造成的实力差距，并能够给各国创造更多的政治空间，以应对各自在发展中面临的多样性的挑战。
综上所述，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逆”势强劲，“退”势明显。一方面，不少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持悲观和否定的态度。西方学者们普遍承认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多重复杂的困难与挑战。另一方面，一部分西方学者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产生的影响是暂时性的，其力量不足以大到令全球化后退或至衰败的程度。全球化会继续发展，但是要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新的规则向前发展。同时，应该看到，即使在支持全球化的西方学者中，也不乏有学者仍然被西方霸权与零和思维所限制，他们认为，全球化只能由“虽表现不佳却当仁不让”的美国及其盟友来引领，他们所倡导的“再全球化”所包含的是“道德与民族”等亲近度相同的“联盟”国家。这种排他的、狭隘的“全球化思维”的内在逻辑并不合理，与真正的全球化格格不入。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应继续积极倡导全球化理念，切实推进全球化实践，积极引领再全球化进程，用开放的、柔和的、务实的方式，推进数字的、包容的、普惠的、平衡的、共赢的全球化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
【作者：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中外人文交流（教育部）研究基地；高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