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从时间跨度来看，具体哪些形式、哪些产品和服务可能获益，很难去客观量化。医药健康产业的产业链很长，总体上可以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上游属于研发，中游包括生产、流通，下游是直接服务于患者或公众的部分。

  北大国发院2021年的一篇研究生论文显示，到2050年，中国医疗卫生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20%左右。从整体来看，未来不仅仅是有形的创新技术和产品，产业链中下游无形的医药服务，卫生总费用当中这部分的投入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药资源投入、疾病管理理念带来哪些影响？”

 刘国恩：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监管、行业企业和广大群众，都可能更多地关注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产业链上下游也会做出一些反应，这些反应会贯穿投资、生产和消费多个方面，加大在传染性疾病领域的资源投入。

 短期来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更加重视医药创新和资本投入，势必能够促进医药产业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等相关技术或产品方面更好、更快的创新发展，以及改进技术系统和完善体制机制的制度建设。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给医药行业带来的影响会是长期的吗？”

刘国恩：任何一次公共卫生事件，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医疗制度、体系和资源的结构性调整。以SARS为例，2003年之后全国医院开始运行SARS病例网络直报系统,让我们能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做出快速的反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全球范围内，人类在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资源投入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也终将达到新的平衡，从长计议，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非常必要。

“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是无止境的，怎样理解医药资源在传染病与慢病之间的平衡？”

 刘国恩：新冠疫情敲了一次警钟，让人们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在更加完善的、更加有效、更快反应能力的基础系统方面加大投资和建设力度。

长期而言，全球针对传染性疾病的投入程度会逐渐趋于稳态，这也不无道理，毕竟传染疾病的全球大流行不会经常发生。医疗资源的稀缺是个永恒主题。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人口老龄化加剧,非传染性慢病仍然是人类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   

 慢病领域仍需创新加持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我们应当如何有效应对慢病带来的健康威胁？”

刘国恩：长期来看，人类除了应对不确定性很高的偶发大型传染性疾病外，还要继续面对非传染性的重大慢性疾病。

 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更为频繁，疾病负担更大，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肿瘤、慢性肾病等疾病。    

“无论是创新药物审评审批，还是医保支付对高价值新药的支持，在优化医药资源配置语境下，医药创新可以创造怎样的价值？”

刘国恩：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很多医疗卫生技术的研发创新比其他行业或者过去的速度都更快，比如新冠疫苗，基于过去长期的经验，没人能够想象人类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成功研发出来。这些都充分说明，人类的创新潜力不可低估。

除此之外，在医疗服务领域，最开始迫于严峻的紧急疫情防控形势，让部分慢性疾病的院内治疗受到了短期影响；但如果拉长时间，患者院外用药、远程诊疗、互联网医疗等创新服务，在各国基本都得到了比以往更快的发展。    

“疫情期间，住院转门诊、口服药物居家治疗、互联网诊疗等就医用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慢病综合防治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有怎样的潜力？”

刘国恩：整体而言，围绕优化医药资源配置，高价值的创新药物、创新信息技术、创新管理手段给临床诊疗带来了巨大改变，提高生命质量、延长人类寿命的生命科学创新技术、产品、模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可。

创新型的医疗技术让住院患者转为门诊就医，突破性的口服药物让患者能够居家治疗，信息化技术令大城市优质医药资源下沉基层，高科技含量、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突破性技术，一定能够在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有限的医疗资源，如何平衡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与获益？”

刘国恩：面对有限的资源，我们必须做出取舍和选择。创新本身也是一个评估风险与获益的决策过程。以药物研发为例，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需求或重大的未被满足临床需求，监管层面可能更多考虑产品的获益，通过紧急使用、有条件审批尽最大可能缩短审批时间。慢性疾病也是同样的情况，审评审批和医保支付都需要权衡利弊。

除了新药研发，还有诸如远程医疗、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医疗服务行业的应用，其实很多已经在进行中，只是过去的行业发展比较缓慢，得益于此次抗疫力量的推动，迈出了加速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等可能存在的问题。总之，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虽然付出不幸的代价，同时也让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创新的价值，以及对创新风险的接受程度。

来源：医药经济报  撰稿：张蓝飞，编辑：陈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