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出品了“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并在腾讯新闻平台视频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为大主题，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时事热点，对十一位教授一对一专访，探寻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主义发展之道。本文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的全部专访文字整理。
如何认知新冠病毒与新冠疫情
问：新冠疫情2020年全球爆发，已经持续两年多。如今是奥密克戎毒株席卷全球，新的病毒变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对新冠疫情应该怎样预期才比较科学？
刘国恩：奥密克戎新型变种病毒，与之前的病毒比较，是更严重还是变得不那么严重？到现在虽不能定论，但如果从传播速度、致死率、治愈率三个指标综合判断，奥密克戎的杀伤力的确在持续减轻。同时，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速度要快很多。
理论上讲，病毒传播快的前提是不能有太高的致死率，否则就会导致病毒无法依靠宿主大规模传播下去，这是生物学的基本认知。病毒传播得快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它更为“狡猾”，隐形传播程度更深。
从感染病例的致死率和治愈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最初流行奥密克戎的南非住院病例不高；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相对之前新冠病毒的感染率确实在上升，但死亡率、住院率呈不断下降趋势。基于此，我倾向于认为奥密克戎病毒本身的毒性影响更轻。当然，未来也有可能发生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有病毒学家甚至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传播方式在各个国家流行，奥密克戎完全有可能把德尔塔病毒逐出人类。果真如此，奥密克戎就会成为这次新冠疫情对人类全球性冲击的终结者，继而演变为一种季节性的地方流行病。
问：是不是传播力越强有可能杀伤率越弱？
刘国恩：这倒不是必然。有些病毒，比如1918年的流感病毒，它的传播率很高，杀伤率也很大。根据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的数据来看，它应该越来越成为一种非摧毁性的病毒，尤其是它后期变异以后出现的情况，符合微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规律。
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问：您是国家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的成员，也是其中唯一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看待疫情防控？
刘国恩：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既是突发性的，也是全方位的，毫无预兆地对社会经济造成全面的大规模影响。人类在应对如此突发、大规模的危机时，初期的应急反应一般采用最古老、原始的办法，即尽可能物理性的“切断”病毒传播的所有途径。
“流行病”英文说法是epidemic disease，它也是communicable disease，从字面看，就是由人们的相互交流所感染的传染性疾病。如果某个疾病是以人之间的接触关系作为通道互相传染，阻断疾病传播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切断所有联系。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也常常是人们在对病毒认识的初期采取的应急办法。
这种“休克式”应急疗法，在快速阻断病毒传播的同时，大量社会经济活动也被迫中断。因此，现代社会采取这种方法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古代大得多，因为今天社会经济的重心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家庭自营，而是相互联系更为密切的现代服务业。农业规模相对狭小，可以各自在田间劳动，而现代服务业的全球互联程度高，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交换和相互接触。
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我们对疫情病毒的认知加深，科学应对手段（疫苗、治疗性药物）也不断提升，人类没有理由不总结经验、逐渐对简单粗暴的方案完善、改进，从而进行代价更低、效果更好的精准防控。
经济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资源如何最佳配置，从而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既定目标。我们在应对这场大规模的外来生物冲击过程中，自然涉及大量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到目前为止，尽管还没有得到最终结论，但是我们看到，202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其实已经逐渐从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全面管控走向更为“靶向”的防控模式，集中资源对高风险目标人群进行疫苗接种，定向核酸或抗原检测，再根据结果进行有效追踪或隔离，同时加强医疗资源针对重点风险人群的服务能力。
精准防控的重点在于：
集中资源对重点高风险人群进行更好地防控管理，这样会使得我们获益更多。如果我们把对全人群的抗疫资源用到高风险目标人群上，目标人群获得的照顾和支持就更多，这不难理解。
低风险人群不必与高风险人群进行同样严格的管控，从而使得他们不仅免于低效或不必要的干预措施，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和生产价值，从而反过来为目标人群、高风险人群提供更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支持。
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对重点、高风险人群进行更高品质、更有效率的精准防控，保障低风险人群能够坚持生产活动，创造财富，从而更好支持整体抗疫行动。新冠病毒的主要高风险目标人群一类是高龄老人，另一类是伴有基础性慢病的人。针对这两大高风险人群的抗疫，社会能否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条件和生活保障，不仅取决于财政目前有多少钱，更取决于广大低风险的中青年人能否继续创造经济财富，从而为公共财政不断贡献力量。
如何比较新冠疫情冲击与经济危机的异同
问：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很多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和传统的经济危机相比，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危机，有什么关键的不同之处？
刘国恩：两者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明显。
首先，传统的经济危机大多都不是突发式的，而是有相当长期的酝酿过程，市场供需失衡的矛盾是主要致因，慢慢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最终暴发，形成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一般是以总需求疲软不足为常见的特征，导致供给方应对疲软的需求，不断下调供给，这个过程通常比较缓慢。所以传统经济危机的表现不会像新冠疫情一样，突然面临灾难性的全面经济下行，往往是某些行业首先出问题，再传导到其它行业，最终形成一个连环下跌的衰退过程。
其次，传统经济危机暴发前所积累的问题有长期性，来去都比较缓慢，影响也深远，经济的复苏需要更长时间，一般不是半年一年就可以复苏到危机前的状态。无论是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没能在一两年内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传统经济危机并非外力冲击，而是源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来得慢、去得也慢。
相比之下，疫情影响的来去相对都可能更快。由于是纯粹的外来因素所致，而非经济体系本身出问题，因此只要病毒传播得以管控，社会经济的复苏很快就能进行，供需甚至可能出现所谓报复性反弹。比如2003年的SARS，不到一年时间就来无踪去无影。对于当下的新冠疫情，虽然目前还在好多国家流行，但是通过各国抗疫措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控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已大幅恢复了相对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事实上，中国从2020年第三季度就已开始经济复苏，其他国家可能稍慢一点，但几乎都在2021年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复苏。人类历史上鲜有大型经济危机是在一年内就开始普遍经济复苏。
如何理解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问：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刘国恩：2020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短期代价大过一般传统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倒退5%。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很多次全球瘟疫的大爆发，包括十四世纪的黑死病等，穷国遭遇的影响程度都更大，而此次新冠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损失似乎更大。
问：这和产业结构是不是有很大关系？因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往往占国民经济的70%-80%。
刘国恩：发达国家经济遭到巨大冲击，其服务业比重更大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此次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冲击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流，现代服务业自然首当其冲。传统的农业、工业活动对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程度要求更低，主要通过工具、机器完成主要经济活动。对于现代服务业则不然，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关系才能完成交易，比如理发、教育、医疗、娱乐、运输、快递等无不如此。
当然，不同地区的自然原因影响也不能忽视。全球很贫穷的地方，比如非洲国家，主要地处热带，其感染率、住院率、死亡率都相对较轻。为什么是如此？可以排除的原因是贫穷国家的应对能力等人为条件更好。因此，自然原因的作用更有可能，其地处的热带对新冠病毒的存活和传播不利，紫外线更强，而紫外线是新冠病毒的天敌。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许能为此提供一些解释。
总之，新冠疫情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非常巨大。
但如上所述，新冠疫情毕竟是外力影响，如果防控得当，就可能实现经济的更快复苏。根据世行、IMF等世界专业权威机构的预测，继2021年后，2022年全球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不过，因为2021年的复苏反弹提高了经济增长基数，2022年的增长幅度可能减缓。
另外，这次新冠疫情带给人类创新的一个重要启示，即人与人之间的传统服务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更好应用，实现非人工的远程服务的发展空间也许很大。
当然，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比如远程医疗服务，患者跟医生不见面，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风险可能增加。远程医疗喊了很多年，进展的步伐一直较慢。2019年之前，由于行政部门更多关注医生与患者不见面的潜在风险，以及患者隐私保护等问题，远程医疗、线上服务的推进一直比较谨慎缓慢。新冠疫情以后，远程医疗对患者的潜在风险相对新冠病毒的风险退居次位，“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大幅促进了网上医疗和数字技术在2020年到2021年间的快速发展。美国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2020年到2021年的远程医疗增长幅度高达45倍。
中国也是如此。相关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在疫情之后普遍对工作结构的安排进行了数字化取向的转型调整。相对疫情前的2019年，2020年的同比增长显示，在普通劳动岗位招聘大幅下降的同时，上市公司对高学历、经验丰富、数字技术强、能远程办公的用工需求不降反增。并且，疫情越严重的地方，这种工作结构调整的程度越大。
问：新技术的应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给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是否可能使得人类的总体发展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刘国恩：人类在服务业领域一直面临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可自动化程度相对更高的行业，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人员工资不断上升，而产品价格越来越低。
与之相比，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这些行业很难通过自动化技术替代终端的劳动服务，比如理发、音乐演奏、医生看病等。同时，这些行业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需求，人员的工资也必须水涨船高。因此，在劳动生产率无法快速提高的情况下，这些行业提高工资的源泉只能来自于服务价格的不断上升。
因此，受高工资吸引，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的那些行业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会不断加入到服务领域，致使整体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整体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鲍莫尔提出了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用以刻画上述经济问题。
新冠疫情的发生，倒逼人类探索社会经济如何拓展非接触的物理空间，以保持持续发展。两年多来，为了应对这个新挑战，人类因此激发出来的技术创新彰显了巨大潜力。比如，原本劳动密集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业通过加速的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了远程医疗的跨越式增长，这让我们看到现代经济有可能突破“鲍莫尔成本病”的约束，从而有望降低服务业不断扩大对长期增长的下行影响。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结构与潜力
问：这两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不错，2020年是2.3%左右，2021年实现了8%的复苏增长。从结构上来看，三驾马车之中：出口的表现特别好，投资表现也不错，最疲软的是消费。消费与服务业紧密相连，对于未来消费的发展，您怎么看？
刘国恩：2019年之前，不少宏观经济学家已经很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消费在宏观经济里的比重相对过低，投资相应更高。消费占比过低不仅影响居民当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感，也会影响未来的投资回报。所以，无论基于短期还是长期的影响，中国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影响消费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好地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良性关系。
从目前的数据看，我们能够进行收入分配调整的空间不小。比较目前中国和OECD成员国的收入分配结构，OECD成员国大概每100元GDP能分配到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平均达到60%以上，美国更是高达80%。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约72,447人民币，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占比为44%。参照OECD成员国的平均数65%，我们仍有高达20个百分点的空间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从而更好促进居民消费和长期经济增长。
如何理解医疗卫生的发展规律
问：根据您的研究，美国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而医疗在服务业中的占比也一直在提升，这种趋势是不是也会在中国出现？
刘国恩：自改革开放有系统的数据观察以来，中国的增长结构其实一直这样。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就3%左右，2020年达到7.2%，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OECD成员国来看，这一比例在10%左右，当然他们之间也参差不齐，美国最高，接近18%。
如何理解这个趋势的意义呢？我们不妨试问人类活着的根本追求是什么？尽管这个问题可以从宗教、哲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回答，但幸福可能是大家的共同追求。幸福有物质、精神、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因素，但幸福的根本前提是健康，即少病、长寿。
为了追求少病、长寿的健康，自然离不开医疗健康服务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大多数人活得明白，人类会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有利于身体健康、延长寿命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促使医疗卫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必然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理性配置资源的结果应该体现在上述增长结构的长期趋势当中。
至于前述关于“鲍莫尔成本病”的担忧，即伴随医疗健康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能够机器化、自动化的替代程度难以再大幅度提高，从而制约整体经济的增长。果真如此，也无需忧惧，因为人们用降低的经济增长换取了更为健康幸福的生活，也算是明智之举。反之，如果为了追求更高的增长，使得幸福安康打了折扣，也许才是应当避免的本末倒置。
如何看待中国医疗改革的得失
问：医疗服务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比如每年的医保药物集采，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事件。对于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您觉得真正难在哪里？药物集采、远程医疗等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
刘国恩：“看病难、看病贵”，是多年来一直在讲的老问题。2009年国务院医改方案推进到今天，已经10余年，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了不小的进步。
2019年之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包含三大保险计划，第一个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2亿多具有正式工作的城镇职工人群，保费由所在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前者为主，这是福利水平最高的保险计划。第二个是为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居民提供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费出自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保障水平次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第三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曾经最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缴费和保障水平最低。
随着过去10多年的医改，各地相继把农村合作医疗与周边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进行二轨合一，逐渐发展成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国城乡居民医保的二轨合一制度在2019年全部完成，加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构成了中国现今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值得强调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从制度上终结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从政治角度来看非常值得称赞，消除了城乡的身份歧视，意义非凡。农村居民只要缴纳所在地城镇居民同样的医疗保费，就能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障。
与此同时，数亿农村居民过去因为各种原因，医疗可及性低，不少医疗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加入城乡居民医保后，医疗服务需求和可及性很有可能得到系统性的提高。因此，城乡医保制度必然面临比过去更大的筹资挑战和支付压力。如何通过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既使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又能提高医保制度支付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将是医保制度建设所要面临的长期要务。
长期以来，在中国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当中，药品使用一直是大头，药占比曾经高达一半以上的次均医疗费用。尽管近年有所下降，但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重，我们仍然处于高位。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正式成立以来，促进药品合理使用的改革成为重点工作之一，其中一大亮点是正式引入全国专家团队的系统性评价机制，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年度调整提高更为科学、客观的证据基础。
我们知道，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就是为了给大众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如果为了控费而控费，降低必要的药物使用，显然不对。因此，医保目录必须开展更为科学的分析，包括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2020和2021年，我作为药物经济学专家组组长，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对拟进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进行经济学的综合价值评估。
如何从药物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国家医保目录谈判
问：您提到的评估中的综合价值，主要看哪些指标？究竟怎么判断某个药物该不该进入医保目录？
刘国恩：这是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药物经济学的评估主要考察评估药物与参照药物的价值增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1、健康收益（疗效）。这方面最主要考察两个指标。一般来说，大多疾病都有一些现行的临床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所以我们会把拟评估的药物与在同适应症的现有药物进行比较分析，看它在提升病人的健康收益方面有多大改善，关键的结局指标归结到对患者生命的延长，或生存质量的提高。比如一款新的肿瘤药，可能在生存机会上相比现有药物没有多大的改善优势，但能使癌症患者处于更好的身体状态，包括自我行动、家庭活动，也包括疼痛、呕吐、不适等副作用更小等，都是加分项。当然，如果能延长患者的寿命、提高生存率，则更好。
2、综合成本。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除了药物使用，可能还会需要相关医疗服务的支持，包括辅助用药、急救、住院、护理、康复等资源的使用，都会尽可能考虑进成本之中。有些药物本身的费用也许很贵，比如某款针对罕见病的药物，一年治疗费高达70多万元，大部分患者恐怕难以承受，即使纳入医保，其支付压力也大。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计算应用此药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他相关医疗服务的使用，有些可能增加，有些可能减少，综合起来才能更为科学地评估总量资源的成本。
基于综合成本和健康收益，我们进一步评估参评药品与现有药物的综合价值差异，最终给出是否进入医保和推荐价格的意见。其中，一个关键参数是关于健康收益的经济价值，这需要对疗效的关键结局指标--质量调整生命年进行赋值，即给出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的“价格”。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标准，一般情况下的质量调整生命年通常在各国人均收入1-3倍的区间。例如，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在7万人民币左右，如果取下限，一款新药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只要总成本不超过7万人民币，就具有“物有所值”的优势，从而成为专家推荐进入医保的重要依据。
经济学家介入国家医保药物目录调整更新的过程，其独特之处就在于能够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对评估药物进行量化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利益相关方主观意见的影响程度，应当有助于提高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遴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每年国家药品目录的调整更新，不仅关系到国家、患者以及企业等多方利益，也涉及到满足公众短期需求和社会长期发展的复杂关系。如何能够实现多方共赢，优化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关系，是坚持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科学评估的长期重任。
如何看待中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
问：面向2022年及之后的中国和世界，您主要关心什么问题？您最想推进哪方面的改革？
刘国恩：在2022年的当下，面向未来，我最大的期望是国家坚持过去四十多年以来使中国人都深受获益的四个字——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国家发展，经济规模跃升到全球第二；因为改革开放，才有如我这样出生四川贫穷山村的孩子前往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北卡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后，还能返回祖国服务数年。自2006年全职到北大任教，至今又十七八年了，梦幻般的人生角色转换，都离不开改革开放。因此，对于大多中国人而言，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比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路上，随着国家体量的增加，中国在全球舞台的影响越来越举足轻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要求可能更高，丈量中国的问题也会更严苛。对此，我们不该感到吃惊，而应该加强学习和培养在全球事务中的大国担当角色。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框架作为我们发展道路的基本取向和行动规范，必定有助于在全球化下为我们的继续振兴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友好条件。
如何看待中国的大国角色
问：过去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逐渐强大起来之后，走过了韬光养晦的阶段，对世界的影响力今非昔比。中国从传统的人口大国，变成了真正的经济大国、强国。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定位和角色转变？
刘国恩：目前中国已经是经济大国，未来发展只要少些坎坷和折腾，经济体量的继续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也会更快。与此同时，犹如人无完人一样，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因此，大国的各种问题也自然会放得更大，面临的批评和苛求必然越来越多。回顾历史，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长期居于全球农耕经济第一大国的地位。不过，因为农业文明的全球化程度过低，封建中国的内部问题并未在国际舞台暴露太多，更谈不上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积累。
今非昔比，当今世界处于加速信息化的互联时代，全球化把各国全方位的发展全景拉得非常之近，相互行动越来越透明。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我们的一举一动备受各国高度关注。因此，我们需要不断优化适应世界舞台主角的姿态和行动。
作为文明古国，我们具有不少自身的特色之处和比较优势，也有不少借鉴和学习先进国家参与和主导世界事务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国如何应对他国的指点批评，大有学问。比如，当别人在公共场合挑剔你的国家问题之时，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态度：
一种是辩解，比如说“我们这个问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或者反驳道“你们的问题比我们还严重”。但在国际舞台上，这种辩驳其实不太可取，不仅软弱无力，反而成为被动的否定之否定。
另外一种态度可以完全不同，既不失大国礼仪，也更显责任担当，并可能赢得对方的理解甚至赞赏。针对上述指责，我们不妨这样回应：“谢谢您指出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但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发展过程中大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如果回看历史，我们较之过去已经取得不小进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更好解决包括你说的不少问题”。
其实，上述的明智应答并非纸上谈兵，国家前领导人朱镕基总理就曾在美国展示了“教科书”级的现实版本。在1999年4月访美之际，他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回应有人提问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当时受到美国人的高度关注。朱镕基总理的回答是：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大有进步。第二，我们应以历史观点来看人权问题，人权是一种随历史演进的观念。第三，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改善的空间。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人民受历史背景的影响，观念根深蒂固。有关人权问题，我们愿意听听你们的说法，也愿意有对话管道。朱总理的客观和智慧态度，面对复杂敏感问题，敢担当、说真话，赢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也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形象加了分。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王志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