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陈主任和毛院长，尊敬的赵耀辉教授，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在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之际，很荣幸来参加今天的第六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我的题目是，健康中国之路：政策与市场。这个标题很大，但是我希望结合自己的体会，讲得比较微观一些。

健康中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梦的核心部分之一。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战略目标，在2030年能够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依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司和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得出的2019年最健康国家指数排行，中国处在第52位。这与西欧、北欧的发达国家，以及我们的近邻日本、新加坡都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我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不算大，美国的排名为第35位，这与其经济发展并不相称。关于这一点，后面我希望有机会在这里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医保管理服务体系和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到2030年，现代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显著提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还特别提出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包括加强医药技术的创新和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到2030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药和诊疗装备国际市场份额大幅提高，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国产化率大幅提高，实现医药工业中高速发展和向中高端迈进，跨入世界制药强国行列。

聚焦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早在80年代，医药行业从计划经济逐渐转为市场经济。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家药品管理法，医疗保险，政府采购等政策和指施，从源头、通路和终端整顿了医药市场，迎来了医药产业相对健康的发展时期。目前，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个综合性生物产业基地。2018年，生物医药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志我们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随着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打造专门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吸引资本集聚，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我们看五个城市的产业政策。重庆市的重点扶持产业和投资方向之一是生物医药，成立了2000亿元的产业投资母基金，希望能够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北京市希望在经开区建立“新药智造”产业高地，在投资引进和项目引进方面都给予了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奖励计划。武汉市在今年专门设立了总规模达到300亿的大健康和生物技术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资本招商的方式来促进产业的集聚。深圳市的财政状况不错，各个区之间各显神通，均希望通过出台有吸引力的政策，加强地方的资本力量和社会资本的投入，促进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大健康等领域的发展，进而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最后，我想举例的是苏州市。虽然上海张江比较出名，但根据我们团队的调研，在项目落地方面苏州市做得更好，还收割了上海的很多创投项目。此外，苏州市在资本方面也做了有力的举措，成立了100亿元的专项基金。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民间投资加持也为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从2016年到2021年，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融资金额从105亿元到1114亿元，增长了约10倍。在疫情期间，可能是受到了资本市场变动的影响，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融资事件数略有下降，然而，从长期的规律来看，生物医药产业还是VC/PE的热点板块。只要投资真正有需求的项目，那么每个细分赛道中做得最好的企业都有很好的机会。

在医药行业投资中，有一个新的且有益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的“技术压倒一切”到现在的“产品为王”。其实，“产品为王”在发达的投资市场上是一个成熟的概念，我想举个关于mRNA的例子。在2000年之前，mRNA技术在美国的很多高校和实验室里已经非常活跃了。随着基因测序的兴起，mRNA技术也逐步得到了普及。但一直到新冠疫情的出现，mRNA技术才成功应用在新冠核酸疫苗上，这也是mRNA技术首次成功大规模商业化。Katalin Karikó博士和Drew Weissman博士也因“在核苷酸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使得开发针对COVID-19的有效mRNA疫苗成为可能”而被授予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现在，mRNA技术也布局在慢性疾病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产品是否可以市场化是成熟经济体非常关注的投资因素。

医药创新方面，全球医药市场是会急剧增长的领域。在过去的四年中，全球医药市场规模从1.3万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高达2万亿美元，这种增长是非常快的。虽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对于传染疾病的关注度可能比较高，但是，从药品的领域分布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全球的创新药集中在抗肿瘤、免疫、消化代谢等慢病领域。

中国的制药业方面，发展比较迅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与制药产业发达的经济体（例如美国）相比，我国制药业的特点是中小企业非常多，平均规模较小且利润偏低。近年来，受到产业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影响，制药业的头部企业集中度提高，市场集中度也逐步提升。从2015年到2020年，中国百强企业营收规模增加了47%，营收占比从22%提高到32%。在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下，目前大品种药品的生产集中度逐渐提升，部分产品的市场供应正在由头部企业享有“垄断地位”向多家企业形成“相对寡头”的格局过渡。这种情况下，不具备低成本规模生产和产品管线优势的生产企业将逐步被淘汰。与此同时，海外偏高的利润率吸引了中国的药企。虽然挑战比较大，但我们希望中国的药企能像新能源汽车（比亚迪）一样，逐步占据全球的医药市场。然而，中国的制药业有两个隐患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根据我们课题组关于专利方面的研究，带量采购对于新药的创新和研发，有一些较为负面的影响；二是虽然制药业的市场集中度提高，行业规模增加，但在带量采购、医保谈判、创新药内卷加剧的影响下，利润偏低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过来。

中国药企的出海经历了从原料药到仿制药，再到创新药的演变，这个挑战的难度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仿制药方面，中国仿制药的出口初期阶段是以低端产品为主，药品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巴西、东盟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2015年后，高质量仿制药和改良剂型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药品出口也逐渐向欧美进一步拓展。2021年，欧洲市场出口规模超亚洲市场，成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在创新药方面，联手出海及自主出海模式受到重视并逐渐兴起，57家中国药企的164个创新药正在海外进行258项临床实验。虽然这些出海领先的药企有着各自临床阶段丰富的出海管线，但最终能否拿到FDA的批文是个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是技术壁垒，由于人才受限，中国的药企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者招揽最杰出的科研人员会有一些阻力，这就导致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自主创新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合规性，FDA可能对中国临床数据的真实性有一些顾虑，因此，我们在临床试验的有效性、安全性等方面需要高度注意。

关于健康中国的必要环节：医疗保险，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认为医疗市场有其特殊性，病人不太清楚自己的真实情况，只有医生才能对病人的情况做出诊断，存在信息不对称，同时医生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生会有很大的动机诱导病人进行消费，所以造成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并存。故而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医疗行业过于特殊，必须要国家包办，若有私有化，则风险巨大。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值得商榷，最好对真实世界里的医疗保障体系深入了解之后，再做判断和建议。经过30余年的建设，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发展为由国家主导的综合性医保体系。其优点是保障比较稳定持续，性价比也比较高，不足是由于覆盖面比较广，可以报销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将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保体系的有利补充，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自由。

大家对于中美医保体系之间的对比可能比较感兴趣。一是，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二是，虽然没有一个国家的居民对其医保体系是完全满意的，但是中美两国对自己的医保体系的讨论似乎格外多一些，政策层面的争论也特别激烈。总体来说，美国的医保体系像是个万花筒，主要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部分。其中，商业医疗保险为主导，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集中于保障老年群体（Medicare）和弱势群体（Medicaid）。虽然，美国的医保体系在减少美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上面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它的管理复杂性超出了想象。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建立在充分市场化的医疗供给体系和管理式医疗的基础上，它已经取代医疗服务成为整个健康产业链中的核心。这说明，我们可能觉得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场所是医院，但在美国，医院只是医疗服务平台，它并不是健康产业链的核心。因此，回到关于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上，我们很少看到成熟的医疗市场是医院和病人直接对接以解决供需问题，而是保险公司在其中有巨大的话语权。我们认为，相对比较理想的医疗市场是从简单的供需双方结构向“供方-支付方-需方”的闭环演进。这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的结构，而不是把矛盾全部踢给国家，让国家包办，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需要一体化的布局，提升定价和议价能力。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大。美国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商业保险公司手中，而中国的医疗资源则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对预决算和价格管理等实施全方位管理。中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可以积极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提升在医保体系中的话语权，并逐步提高定价和议价能力。从切入角度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医疗服务供方，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是很好的例子，其利用了区域医疗资源的垄断优势，形成了区域医疗服务集团。二是保险公司，通过参与公立医院的改制，从而占据稀缺且珍贵的医疗资源，但这方面的难度会比较大一些。三是医疗大数据公司，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完成产品创新和精准定价。在每个切入角度上面都值得去做尝试和发展，并不一定要整齐划一地推进。在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可以尝试新的模式，避免过分单一化的思维，尤其避免国有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固有思维模式。

最后，利用一点时间分享我的个人感受。国民健康的确是社会发展的手段，良好的国民健康是高速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也更是发展的目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我看到很多人说“医疗体系的开支太大，占GDP的比重太高了，这个不合理，我们应该把费用控制下来让更多资金和资源用于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从另外的角度去想，我们的社会发展最终目的难道不是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健康吗？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台高速奔跑的跑车，当她出现问题需要维修的时候，你会选择很低端的配件产品和服务，仅保证它最基本的功能运转就满意了吗？因此，我认为要把促进人民健康作为发展的目的。目前很多单纯以控费为目的的政策改革提议，我个人认为不是好的选项。我们要把建设有品质、有质量的医疗产业和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促进全民健康作为最终目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