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动适应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变化是企业的首要策略之一。“人口红利”见顶后,各行业用人成本将显著上升,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不发达地区的企业招工可能更加困难。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我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49个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4%,按定义,这些城市都进入了深度老龄化阶段。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老龄化的增速不仅会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将超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
加快自动化发展能有效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人成本上升问题,也有益于企业的生产效益与产业升级,更顺应国家政策导向。一定程度而言,社会老龄化在推动自动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的最新研究,世界上最主要的机器人使用地普遍为老龄化国家,例如德国、韩国和日本。同时,他们还发现,当美国某个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提高时,当地与机器人相关的企业数量也会显著增加。由此可见,老龄化正在成为自动化升级的一股强大推力。
虽然国家间有制度和禀赋差异,但社会与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从各类新闻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企业主动作为,积极引入或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加快推进自身的自动化,我们也能观察到有越来越多从事自动化研发生产的企业。在一些产业集聚的城市,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和高端制造业正在有效融合实现新的发展,自动化装备的制造和应用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国国内的机器人和自动化还较依赖于进口或者外企,自主品牌还太少,失去蓬勃的国内市场将是很大的损失。从贸易角度看,我国机器人进口量稳步增长,由2011年的约8.5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超过1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2.23%,相比之下,我国工业机器人同时期的出口数据仅为1.29亿美元与2.43亿美元,体现了我国自动化产业的较大缺口。这部分缺口很可能是工艺或者技术上的差距,这是我国企业还无法实现的。从企业角度看,中国的工控自动化市场份额主要被西门子、三菱等外企占据,抛开技术的考虑,从产品成本、可靠性、产品寿命的角度,我国企业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社会角度而言,发展壮大国内机器人生产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自主生产的机器人更符合国内的国情、文化,与国产产品也更加适配,与之相对的,进口的机器人所适配的生产线和产品很大一部分是非本土的,这会进一步造成境外产品挤压本土产品。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自动化水平较高,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的企业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目前,社会上对于自动化的主要顾虑是失业问题,即企业采用了自动化的大型装备后减少了用工需求。不容忽视的是,技术进步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动化能培养操控自动化技术的高端人才,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来扩大消费者对于国内品牌的依存度,能保持经济的韧性,能扩大我国的贸易顺差,能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别处创造新的岗位,总体肯定是正面的福利影响大于负面的。其实放眼全球,自动化程度高的国家,无一不是富裕并有较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
从技术实施的角度来说,我国有较低的政策阻碍,这一优势应得到良好利用。首先,我国没有西方那样可能反对自动化进程的工会组织,自动化的发展可以较为顺利;其次,我国目前有较强大的工程师红利,具有很强的技术人才基础;再者,我国有许多社会制度上的优越性,即使在失业的情况下,也有各种兜底政策来减小贫富差距;最后,则是我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推动自动化的强烈推力。
疫情期间,一些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鼓励就业,例如企业招工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属于“人头补助”。不过,由于劳动力与机器人多数情况下是相互替代的,这种补贴政策可能抑制了企业在自动化上的进步。如果政策目标是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僵尸企业,从政策角度,可以直接根据企业最终的生产水平发放补贴,或者用消费券让消费者来“用脚投票”。至于企业是通过招工还是自动化来提高生产水平,应由企业自己理性决定。只有生产力提高后,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才能上升,社会应对老龄化才越有底气。
(原文载于2022年4月《证券时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