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GDP)已经达到 12551 美元，超 过世界1.21 万美元人均 GDP 水平。 这一具有“门槛效应”的现象将改变许 多产业格局， 对许多政策制定也有引 申意义， 而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国民收入的变化会影响环境污染 相关的产业格局。 当收入跨过均值门 槛时， 可以大致认为中国人群对于污 染的 “厌恶” 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 平。 这里的“厌恶”与“平均水平”可以 从至少两个角度来阐述，第一，同样程 度的污染， 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可能超 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同样程度的 污染， 中国老百姓对减少这些污染物 的支付意愿， 可能也超过了世界平均 水平。

如何认识这一转变? 可以多角度 观察: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人 均收入低， 通过发展大量的与污染相 关的行业提高了人均收入， 成为了世 界工厂。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产品出售 到国外， 生产时产生的污染却留在国 内，影响环境和居民健康。 不过，这一 时期的污染带来的损害可能低于发展 工业带来的好处， 从社会总体福利的 角度可能是合理的。但在跨过“平均水 平”的门槛后，我国在世界上的分工可 能就会因此快速变化。贸易上，我们可 能会转向从其他更低收入的国家来购 买与污染相关的产品，不再是“污染天 堂”。这些年国内相关产业的外流，或 者沿海发达省份向内陆省份的 “腾笼 换鸟”就是这一内容的真实写照。

从产业格局的角度看， 从劳动力 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或知识) 密集型的产业转变是收入上升过程中 伴随的经济结构变化， 而后两者往往 也是更清洁、更高效的行业。需要注意 的是， 这一产业转变并不限于产业间 的替代，也包括产业内的升级。例如， 传统的石油化工行业不一定需要 “一刀切”式的淘汰，如果排放降低、技术 领先、自动化程度高，一样是达成了目 标。即政策可以不以行业为准，而以技术等指标为先。另一方面，在产业格局 变化的过程中，虽然市场能自发发挥 导向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也是不可 或缺的。例如，许多技术革新需要依靠 中小微企业、留住高端人才。如果补贴 依旧大规模地流向传统行业，挤压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 限制高端人才 的就业选择， 这只会限制我们进一步 发展的步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讲，提高的支 付意愿、 增加的污染成本会更加放大 一些可持续发展政策带来的效益。 例 如，2020 年芝加哥大学与科罗拉多大 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人员就指出，中 国老百姓对于减少空气污染的支付意 愿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如果将一 个城市的所有人的支付意愿加总，将 是一笔应对空气污染不菲的价值，可 以从科学角度论证、 推动许多环境政 策的落地。如煤改气等政策，实施时成 本高昂、建成后效益不明，很多地方政 府都难以下决心， 但如果考虑了收入 增加后人群的支付意愿， 将是一笔值 得进行的公共品投资。

过去， 中国许多的诸如此类的政 策制定都有这样的习惯， 即没有考虑 到人口的支付意愿， 在有限的情况下 也只是考虑到了污染对社会带来的负 面影响。 但在收入上升到一定的水平 时， 人民对于公共品的支付意愿已经 不容忽视，在许多城市其实出现了“公 共品短缺”的现象，这其实是政府的缺 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被忽视的支付意愿正是 这一矛盾背后的经济学含义。 建议相 关部门适度着手定期考察城市居民对 公共品的支付意愿， 从而更加能从成 本效益的角度制定相关政策。

（原文载于2022年2月《证券时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