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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专访徐晋涛教授:如何定义“绿色增长”

“实战商学院——发现绿色增长企业”专栏,本期专访嘉宾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 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教授。

在环境保护与治理,宏观经济发展领域,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林业局重大调研任务、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多项;长期关注和研究环境经济学、气候政策和林业经济学,是全球海洋伙伴组织——“蓝带委员会”成员,在一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文章70余篇……

今天,他将从一个学者的视角,聊聊未来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对企业带来的增长启示。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二氧化碳的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这一“3060目标”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议。

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必将对企业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同时,关注环境、社会,以及低碳、碳中和等指标和要素的“绿色增长”,也已成为新商业时代,企业增长的使命和责任。探访前沿绿色增长理念和背后的管理逻辑,为绿色增长提供本土创新驱动增长的范本,HBRC新增长学院专访了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教授。

碳达峰之前,还有窗口期吗?

HBRC新增长学院:“力争二氧化碳的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这是否意味着高碳行业在2030年还有一个最后增长期?

徐晋涛:如果研究资源经济学、动态规划,会知道终点条件的变化影响整个规划期内各阶段的行为。确定碳中和的终点目标,排放轨迹就要发生很大变化。

有的企业可能会想,2030年碳达峰这一目标实现之前,高碳行业是不是还会有增长窗口期?其实,利用碳达峰之前的窗口期进一步发展高碳行业的可能性会小很多。碳达峰的目标下,高碳的化石能源行业增长也应该急速刹车,而不是在碳达峰之前继续增长。行业压力之大,也可想而知。

HBRC新增长学院:未来,碳排放轨迹发生变化,能源结构会产生哪些变化,这导致产业结构和发展面临怎样的转变?

徐晋涛: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对未来40年二氧化碳排放轨迹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过程中,气候政策会让高碳行业的盈利空间下降。经济增长模式会从高耗能、高排放到低耗能、低碳、低排放、高生产力的方向转化。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可再生能源发展应该会迎来非常大的发展机遇。国家也专门提出“十四五”期间要致力于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低排放、储能等产业的相对优势就会增加,这些都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尤其从全行业来看,关键的行业领域一定会向绿色低碳转型。

机会在哪?

HBRC新增长学院:碳中和、零碳构成的绿色经济环境下,产业机会有哪些?

徐晋涛:既然“3060”目标已经明确,相应的产业政策肯定也会随之完善,届时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会大为不同,继续加大在高排放行业、化石能源和依赖化石能源的领域的投资肯定就不明智了。

而像储能、风电光伏领域将来还有长足的发展,它们预计要占据能源的80%以上的比例。其中,风电光伏是增长最快的行业。投资界、企业界会注意到,2030年之前,产业机会一定会向低排放、低碳工业、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倾斜。

此外,“低碳”是个广义的概念,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更多符合低碳理念的新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会不断显现,届时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前景,值得关注。

准备好了吗?

HBRC新增长学院:您认为,企业和社会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都准备好了吗?如何实现绿色环境下的增长?

徐晋涛:我认为还有不少差距。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问过能源部门的专家,中国是否也能像很多欧洲国家那样,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很多专家当时判断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国对煤炭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利益结构都跟煤炭高度相关,真的要把煤炭消耗降低到能源结构的20%-30%,难度巨大。

所以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中国社会,特别是核心部门如能源、气候等部门会承受空前压力,企业、行业等也一定要经历非常剧烈的增长模式的转换。

目前,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出路是绿色低碳。将来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为了绿色低碳增长而制定。其实,我们的很多相关政策都已经都有了,但需要环保部门、能源部门真正转变观念,真正把经济政策作为碳中和、碳减排的首要工具,而不是走依赖行政手段、运动式减排的老路。

新的尝试

HBRC新增长学院:很多企业,一直从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层面积极去践行关注气候环境变化、保护生态、低碳排放等工作,在这些层面,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尝试?

徐晋涛:太多了。

推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工作,过去很多时候是企业自己去做,或企业相应的部门与当地政府一起合力推动。我建议企业可以做一些财力物力的投入,让专业的组织去做这些专业的事。

比如,有一些专门的环保NGO组织,他们在青藏高原保护雪豹,在四川保护国宝大熊猫,在水源地保护当地生态等。他们投身到基层,与当地居民、牧民在一起,专职、专门做这些工作,在此方面他们可能是比企业更专业的人。而保护环境、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水源、生态等,也是对碳中和目标的一种贡献和支持。

绿色增长

HBRC新增长学院:我们一直在为中国企业探求更多前沿绿色增长理念和背后的管理逻辑。您如何定义“绿色增长”?绿色增长对企业有哪些启示?

徐晋涛:绿色增长的概念下,碳排放要大大下降,主要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污染等能够得到控制,并接近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这意味着,相比较于高资本投入、高劳动力,以牺牲环境为主的增长,绿色增长应更多来自于低碳、低排放的行业增长。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以及管理、生产效率的改善。增长不是靠牺牲环境来达成。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企业的发展是不需要消耗空气和水的,但在绿色增长的语境里,环境是个很重要的投入要素,空气和水不再是免费的,而是非常高价的东西。

生产技术首先要基于对空气和水等这些要素的节约,满足低排放,低碳的要求。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有创新,要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会趋向于绿色低碳,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

(本文来源:哈佛商业评论.新增长学院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