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晚，由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主办的北大公共治理沙龙“增长、健康及疫情影响”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国恩以《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为题发表学术演讲，北京大学药学院江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鹤副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啸助理教授作为与谈嘉宾参与活动，近300名师生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严洁副教授主持。

演讲的第一部分，刘国恩教授首先对如何认识人类健康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健康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按照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的定义，健康由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能力三个要素组成，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健康所面临的约束和风险。

什么因素威胁着人的健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研究中发现，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逃离死亡与贫困的历史，在逃亡的过程中，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细菌理论的发展让人类寿命大幅提高，但也带来了不平等问题，气候变化、疫情和战争等风险也将持续威胁人类健康。刘国恩教授提出，当下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可分为以下三类：首先，人类面临着贫困陷阱的威胁。在工业文明前，食物和营养的严重匮乏严重威胁着人的健康，约束着人的发展，很多国家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来自英国发展的研究证据显示，人们营养状况的改善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效果，在1780-1980年间，健康水平的提高使劳动生产率增加了1.95倍。其次，人类面临着外源性风险的威胁。外源性风险可分为两大类，第一是外源性传染病，这种威胁在工业革命后表现的最为明显，但是伴随着病菌理论和公共卫生理论的发展，人类提高了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基本能力，主要的受益者是婴幼儿。同样来自英国的证据表明，在1900年前，已经活到十五岁的青少年和刚出生的婴幼儿预期寿命几乎一致，直至1950年左右差距才恢复到正常水平。第二是外源性伤害，这不仅包括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战争，也包括了人类自身吸烟、酗酒等有损健康的行为。最后，人类面临着内源性风险的威胁。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带来了慢性疾病，20世纪50年代以来，治疗慢性病的新药品逐渐上市，进一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也带来了内源性风险重要性的提升。2020年发表在《柳叶刀》上一篇关于中国人群面临的主要健康风险的研究显示，前十位影响因素中有九项都和内源性疾病有关。这就是我们人类当今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即所谓疾病谱的转型。

演讲的第二部分，刘国恩教授从健康经济学中的迈克尔·格罗斯曼模型开始，将人力资本作为连接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桥梁。格罗斯曼模型揭示了健康和医疗在人类生活当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人类所追求的是作为消费品的健康，而医疗不过是实现健康的手段。这表明，其一，健康本身具有消费品属性，医疗队伍和政治领导人可以以此为理由为对健康领域的投资辩护。其二，健康也具有工具属性，投资健康也有利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升，世界卫生组织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中则判断道“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健康既是发展的中心目标，又是发展的主要结果，但投资健康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的重要性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健康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性已被证明，但健康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如何呢？刘国恩教授将其总结为三个主要机制。首先，健康意味着更长的寿命，寿命长意味着人会考虑更多的储蓄，而储蓄对投融资有正面作用。更长的寿命也意味着人作为劳动力时间的延长。其次，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会反向影响人的生育行为。出生率的下降使父母能集中资源在有限的子女身上：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提高、父母养育子女的时间能够延长。同时，母亲在怀孕和养育子女上花费时间也会相应缩短，有更多精力投入工作。最后，保持健康有利于提高人的工作生产率，延长工作时间，促进新技术的产生，生产力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直接贡献。

接下来，刘国恩教授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首先，在微观层面上，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的研究显示，90年代的中国人群因健康水平的不同，其家庭人均收入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身体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更突出，对城市则影响较小，这与90年代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改革情况有关。进一步的探讨发现，农村地区的人群中女性收入受健康状况影响较男性更强，可能的解释是，这与家庭中一方生病后另一方的工作时长变化情况有关：当男性的身体不适时，女性的工作时间大幅上升以弥补男性无法工作的损失，但当女性身体不适时，男性的工作时间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家务活一类工作仍然由女性承担。其次，在宏观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及对其的批判。阿西莫格鲁等人关注了影响健康的外生性因素，认为健康水平提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内生性，通过关注发达国家新药品的研发扩散对健康的影响，阿西莫格鲁发现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理由是新药品的引入延长了人的寿命，但稀释了经济增长中人均拥有资本的关键因素，挑战了健康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的观点。对此研究的批评指出，这一观点忽视了各个国家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初始条件，尤其是期望寿命和人均年收入的初始条件，在添加初始条件后，健康仍然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其他研究也从期望寿命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经济结构产业比重等维度提供了健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证据。

演讲的第三部分，刘国恩教授重点关注了获取健康的成本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医疗卫生占GDP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针对医疗开支的限度问题也有大量讨论。医疗费用的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何种长期影响？刘国恩教授通过对鲍莫尔“成本病”理论的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鲍莫尔看来，现代经济部门中，有一类难以通过引进自动化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其产品提供需要搭配劳务服务才能发挥效果，医疗行业就是此类部门的典型。尽管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但对此类服务的刚需使得行业必须存续，为此，此类行业的工资水平必须至少与高自动化的行业同步上涨才能吸引人们从事这一行业。此外，因自动化导致的裁员也会涌入此类行业，长期将带来此类行业高工资和低效率并存的局面。2000年-2020年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健康医疗领域的通胀率排名第一，而针对就业数据的研究也显示，医疗行业从业人员在美国的增长位居前列，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爆发，医疗行业的自动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改善。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研究发现医疗行业中对人工智能专业出身者的要求居于倒数，但新冠病毒爆发后，患者与医生的物理联系受到影响，客观上促进了医疗行业对数字技术、远程医疗的应用。已有研究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远程医疗的使用最高峰时达到疫情前的80倍，在平稳后维持在38倍左右。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新冠疫情前愿意接受远程医疗者仅占11%，新冠疫情后暴涨至76%。在医疗服务中大量引入远程数字技术后，美国健康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了1.6%-3%，远高于平均值。

健康产业也面临着通胀过快而收益过低的批评，对此也有相关研究回应。刘国恩教授介绍了现代国民账户体系难以获取替代效应和无法准确反映患者人群动态的问题，指出计算费用和生产率时，不应该以医疗产品价格计算健康的获益，应该计算健康本身带来的获益。美国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美国每年医疗行业健康获益产生的价值在除去获取医疗服务的成本后约为11万美元左右，因此，医疗方法的改进能够每年增加1.5%的劳动生产率，可见医疗健康产生的价值远高于医疗服务本身的价值。

演讲最后，刘国恩教授提出了五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理性认识现代社会中的疾病转移和负担？如何认识健康作为消费和增长投资的价值？如何更好的通过生命年的测量健康生产率？如何在医疗成本通胀之下重新评估鲍莫尔的“成本病”理论？在新冠疫情之后，如何评估技术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

在嘉宾交流环节，江滨副教授对中国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空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对远程医疗监管能力提升有助于提高医疗健康领域的劳动生产率。陈鹤副教授补充了一些研究发现，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个人健康关系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健康水平也会受到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等内容。马啸助理教授就健康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刘国恩教授提问。刘国恩教授对提问和点评进行了一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