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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井泉 | 在2021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论坛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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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2日,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论坛2021:低碳经济转型中的人类健康与医药创新”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成功举办。如下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的致辞演讲。


尊敬的韩启德副主席,各位嘉宾、女士们、朋友们:

很高兴能够参加2021年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论坛,也感谢国恩教授给了我一个回到母校的机会。

上个月,我参加了陆克文先生主持的国际癌症联盟圆桌会议,讨论抗癌药物的国际合作问题。今天,我想谈谈如何看待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伟大事业,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朝阳产业。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需要,也是生物医药企业共同的呼声。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以解决药品审评积压为突破口,实行包括核查药品临床试验数据、提高审批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实行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推进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加强以临床为核心的审批能力建设、建立药品专利补偿和链接制度、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等一系列鼓励药品创新的体制机制变革,提高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的效率,激发了生物医药创新和投资的积极性。

2018年,香港证券市场生物医药18A股版块和内地科创板的推出,使未盈利的科技型生物医药公司上市成为可能,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增添了强大动力。现在,生物医药已经成为科学家创业、投资人追捧的热点,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占全球的14.8%,本土企业在研新药数量占全球的32.3%。2021年,中国新启动的核心临床试验已经占到美欧中日的30%,超过欧盟,仅次于美国。2015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融资累计超过15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发展生物医药,有人口多、市场规模大、临床试验成本低、选择受试者相对容易的优势,但是也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居民收入水平低、市场承受能力有限等劣势。

在中国做创新药不容易,养创新药更不容易。在我国药物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陈克恢、赵承嘏、张昌绍、屠呦呦等著名的科学家,取得过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榜样,是激励我们自尊自强,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总体上,我国的生物医药创新起步比较晚,近几年批准上市的创新药绝大部分属于跟随式、引进式创新,新靶点、新化合物、新作用机理的原创新药寥若晨星。即使这样,这也是历史性的进步。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能把跟随式、引进式创新做到同类更好、同类更快,也有其重要的临床价值和经济可及价值,但是也要看到这样的创新数量不能太多,时间不能太晚,如果不能做到更好更快,研发失败、投资变成沉没成本的结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创新药需要有其独特的临床价值。创新药首先要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就是病人无药可医的急需。围绕这个目标的创新,做成功的药就是救命的药,对于病人和其家庭来说,就意味着所有的一切。所以,创新药的价值是不能单纯用价格价值来衡量的。

生物医药的研发是一个烧钱的事业。1997年我就听说,研发一个新药平均需要十年的时间,投入十亿美元。现在,又要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真正的创新是九死一生,进入临床研究的项目,十个中最终能够成功上市的只有一个,九个失败的项目成本都要摊到一个成功上市的药品上。创新药还需要具有相当资质的医药代表,到医院教会医生正确使用药品的知识。市场开发巨额资金投入的压力也是很多小型科技型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创新药的高风险应该对应高回报,面对九死一生的高风险,很多人会选择放弃。

但是临床有需要,市场有需求,这就是机会,就是高回报的机会。如果承担高风险不能有相应的高回报,就不会有人愿意从事新的生物医药研发。对这种高失败率的产业,应该允许企业一旦成功了,能有高额盈利,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坐冷板凳搞研发,才会激发人们创新的积极性,才会有创新型国家建设。

没有一个良好的价格机制,生物医药的专利保护和数据保护也就没有了意义。创新药定价是一个探索并逐步趋向合理的过程,生物医药研发需要进行项目估值,研发者投资人都有参考性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般的规律是,产品上市先定一个高价,随着市场开拓逐步降价,很少有定下价格并始终不变的市场销售策略。第一个市场的定价决定了在其他市场的定价。真正的研发型企业一定是能够面向全球市场的企业,产品是“全球新”、有专利、有确切的疗效。不仅仅满足于在中国申请上市,而且能够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市场申请上市,如果预期成本定价过低,企业就会寻求先到价格最高的市场去申请上市。

我们应当从战略意义上来认识生物医药的创新。从整个中国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的未来发展方向来说,生物医药是最有可能让中国的创新技术产品走向世界、服务全人类的产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我们也要充分认识中国创新药的商业模式,生物医药产业风险太大,实现周期太长,只有积累了一定资金的风险基金愿意做生物医药投资,他们也期待着通过产品上市来获得回报,从而能够进一步投资创新药,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生物医药产业独特的商业模式,具体政策和体制机制不能支持和鼓励创新,也就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无药可医的患者。

我们应当认识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性。中国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较弱,主要依靠社会资金支撑新药研发。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预期,投资人就会选择退出,生物医药创新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生物医药的创新依赖于强大的基础研究,要增加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投入,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尊重科学家首创精神,允许科学家个人享有职务发明成果的部分权益,激励科学家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生物医药创新依赖于监管的高质量和高效率,要在临床试验、伦理审查、遗传物质审查、审评审批各环节,对照国际标准,找出差距,完善政策,缩短伦理审查、临床试验和审评审批时间,努力降低研发成本,提高中国生物医药研发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生物医药创新依赖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要认真落实“十四五”规划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要求,抓紧起草商业医疗保险法,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基本原则和相关税收政策,将商业医疗保险纳入医疗保障部门的统一监管,为创新药支付开辟新的渠道。生物医药创新依赖于各国科学家、产业和监管部门的合作,要加强生物医药领域国际合作,特别是抗癌药物的国际合作,统一临床试验标准,优化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让更多的创新药走向国际市场,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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