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健康中国”的推进，国家不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持续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旨在能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尽可能降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好地实现价值医疗。

2018年11月15日，11个试点地区委派代表组成的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了《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GY-YD2018-1），该轮集采招标结果公布拟中选的品种共25个。集采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以量换价，实现了中选药品价格大幅下降，并带动了同品种药品整体价格水平下调，显著减轻了患者的药费负担。2019年4月1日起，集采政策在11个试点城市全部落地实施。试点全面落地平稳实施近半年后，为扩大试点的改革成果，国家医疗保障局等九部门发布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4+7”试点集中带量采购模式。

集采政策试点和扩围所带来的药价下降显著减轻了全国患者的药费负担。但在我国，由于医疗资源分配在地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的患者，可能面临更多的药品可及性问题。因此，药品价格降低对不同地区、不同的收入水平的患者群体很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例如，之前由于药费负担未能负担药物的患者，可能从药品降价中受益更多。

本研究聚焦第一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利用2017-2022年全国性医院用药信息采集和统计分析平台，分析各省集采后药品采购量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关疾病患病率的关系，从而探究集采带来的药价下降，在存在未满足的药品需求更大的地区，是否会带来更大幅度的药品使用量增长，从而探究集采政策对医疗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启示。

由于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药价降低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可能尤为重要，因此，研究着重关注了第一轮集采涉及的降脂药。研究首先发现，集采政策显著降低了药品价格，大幅增加了降脂药的采购量。更重要的是，在心血管疾病患病率较高、药品负担能力较低的地区，药品采购量的增长幅度更大。研究结果表明，药品集中采购通过降低药品价格满足了由于经济负担而未得到满足的用药需求，减少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患者之间的药品使用差异，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

在全球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控制药品价格、提高药品可负担性的背景下，该研究的发现还提供了一个控制药品价格的有影响力的模型。与医生看诊等其他医疗服务不同，由于药品的生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政府可以利用其议价能力降低药价，进而降低患者面临的成本。该模型特别适用于已过专利期的药品，这类药品由于发展中国家“专利悬崖”缺失而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其他国家有尝试对药品价格进行直接控制，但这可能使得制药公司以一种伤害最弱势患者的方式对政策做出策略性回应。该模型对发达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覆盖了日益庞大的人口，由规模而产生的议价能力是容易实现的。